笔者在上篇文章写到了教育在中国社会历史里扮演的重要的作用：教育使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日本及绝大多数其他世袭封建社会的建制有着极大的不同。

　　——个人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及英才选拔体制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潜能；

　　——教育可以帮助个人改变自己家族、宗族、家乡的命运，及至更广泛的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命运，并实现各种价值的终极统一；

　　——有了儒家传统对知识及教育的重视，以及有了科举这种英才选拔体制，才使得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社会矛盾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能够运行得更长，同时没有经历西方启蒙以来激烈的个人主义及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因。

　　对教育的重视是中国/华夏文明最核心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观。笔者总结几个特征，有正面的，也有不完全正面的：

　　1、相信教育，认为教育虽然不一定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充分条件，但应该是某种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读书好才能出人头地”；

　　2、对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能力比较乐观，认为读好书，后面就能比较顺利。这主要体现在：1）对教育投入上不计成本，对教育未来的经济收益有并不理性的预期；2）片面注重考试和学历学习本身，忽略其他技能（例如社会技能、情商/心理技能）等的培养；

　　3、认为最大程度资助教育是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某种义务（duty/obligation/responsibilities）：只要在能力许可范围内，就应该供养子女读书。人一生的收入/现金流是有限的，许多中国式家长会把自己的储蓄拿出来供养子女上学，而如果教育开支很大的话，实际上是拿自己的养老钱去供养子女。但反过来，家长又会期待子女未来能够孝敬家长。所以，供养下一代教育（爱幼）和下一代的孝顺（尊老）是相关的、对应的，这种对应是责任感、道德感、价值意义上的对应，而非经济和财务上的对应，不能用钱来衡；

　　4、对教育的定义存在狭义化问题，过度注重考试及学历。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将科举作为人才选拔机制的一个负面结果。在古代，在政府担任公职的士大夫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要出仕就要先读书深造，然后迈过科举考试这一关。科举是链接教育及出仕成就的唯一桥梁。由于出仕之后，人生的事业是有较高确定性的，同时科举考试竞争又如此激烈，使得人们将对教育的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到考试本身，认为只要考过了就大功告成。同时，科举的考试科目又是固化的，就导致了所谓的“内卷”（下篇文章我们再讨论“内卷”问题）。

　　笔者春节期间在广州沙湾镇参观当地大姓何氏宗祠拍的照片，宗祠前，是为历代各种获得优秀考试的家族成员立的碑。　　

　　立碑是一个家族的最高荣誉了。他们的荣誉就是考上了进士，这就足以光宗耀祖。好的方面看，这是重视教育，鼓励后代好好学习。不好的方面看，这也是不足的，考上进士是这位年轻家族成员进入社会的新的里程碑，而不是人生顶峰，也不足以判断这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以考试作为立碑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会帮助进一步把教育的目的局限为考试：只要考过了，就是人生高光。

　　这其实都是常年“内卷”的结果：将教育与出仕及功名绑定在一起，中间是竞争极其激烈的考试选拔制度，只要考试通过，功名就能确定，那人们把考试作为终极目标也就不奇怪了。这个现象延续到今天仍然存在，中国高等教育及之后研究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和这个都有关：

　　1）教育“终结”于高考，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葬礼”，那高考成了教育的“葬礼”；

　　2）大学的“严进宽出”问题；

　　3）学生一旦走过了高考独木桥、锁定名牌大学学历，再至获得不错的工作，之后步入社会，再进修学习时就存在动力不足（因为常年“内卷”而已经厌恶教育）；

　　4）大学缺乏作为“象牙塔”的神圣性，也不一定就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因为教育和知识的“高光”时刻就是高考。

　　笔者以为，中国基础教育强，高等教育弱，和这套教育考试传统也是息息相关的。

　　另外，从家长的角度看，如果教育的目的狭义化，只是以上好的大学（包括通过高考上好的国内大学，也包括出国上好的外国大学）为目标，那么就会出现教育内容工具化：凡事都会以是否有利于考上大学作为评判标准。这个情况毫无疑问在西方社会也是存在的，但在高度重视教育，以及高考之下高度“内卷”的中国，这个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5、教育投入上存在经济非理性：由于家长自认为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承担着某种道德义务，同时目标也非常清晰和明确，就是考上好的大学，那么家长为了达成此项目标（上好的大学），就会不计成本对子女投入了。而实际上，家长并不会考虑子女对自己的回报：其投入从经济角度上讲是“非理性”的——它是道德义务、价值观和“爱”的表现。家长不会去对孩子上课花多少钱斤斤计较，不会计算对子女教育开支多少以及未来子女能够产生多大的现金流去孝顺返还自己。实际上，仅从子女自己的口径计算，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也不一定能够为子女自身带来足够的现金流回报。教育投资和收益是没有关系的。

　　举个例子：例如：从小就给孩子报各种学习班、课外班，学这个学那个，耗费巨大。孩子长大再供养其出国读书，前后花费巨大，但子女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教育投入，最终毕业回国后，就是个普通工作、普通工资收入，按经济账是算不过来的。如果要按经济账算，与其花上百万、数百万送子女出去读书，不如给孩子买个房。但如前所述，这不合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预期是：必须尽自己努力，供养子女上好的学校：

　　1）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2）子女进入社会后，大多父母也很难给孩子以更多帮助，只能在读书环节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就是出钱资助教育，把孩子“推上马”，上好的学校，成就“高光时刻”。以后就靠孩子自己了，父母已经尽了义务和爱;

　　3）如果父母有余力可以资助孩子，但却没有去资助，没有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那就是家长没有承担自己的义务，是对不起自己的孩子。教育在文化基因里，中国家长要为此承担许多价值观上的、文化上的义务、职责、预期、压力;

　　4）认为孩子只有上了好的学校，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教育/学历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5）孩子能够上什么样的学校，对家长来说还是个面子问题、荣誉问题。家长要考虑社会/身边人士/舆论的看法，在一个极度重视高考/大学的社会里，子女只有上了好的学校，才能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或者说至少符合社会预期；

　　6）最后，家长对孩子是存在一个义务的“边界”的，或“接力棒”的交界节点：家长完成自己使命，帮助子女上到好的学校，毕业后，如果子女还不成器，那（主要）就是子女的问题了，家长的义务边界就是帮助子女上学，“扶上马”。如果说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中国父母的义务边界会涵盖高等教育阶段（将“大学”呼应“科举”）。在西方，有钱人（上层中产及以上阶层）是有能力资助自己孩子上好的学校的，但对普通人而言，义务边界划在中学教育，并不涵盖高等教育：他们并不认为供养子女上大学是自己的某种义务;

　　6、知识崇拜和学历崇拜。中国社会是非常崇尚知识的。虽然我们看到网上有时会讽刺专家为“砖家”，但这往往是出于对专业人士人品的质疑。中国自古就是“精英治国”，精英通过英才制（meritocratic）的选拔机制进行。人们相信崇敬知识，相信知识，尊重权威，也相信人的能力与知识/学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普通民众里看到反知识精英、反智（anti-intellectual，怀疑知识权威，怀疑科学等）倾向完全不同。

　　7、崇尚教育的全民性。笔者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庭、每个地域或子族群的人都同等重视教育（over-generalization），而是指相对于其他国家和社会（譬如欧美、日本、各种亚非拉国家，等等）而言，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围绕教育的价值观是更加跨越阶层的：即不同阶层的人对教育有类似的看法、态度和对投入的执着（commitment）。（请注意，笔者并没有通过实证社科研究去严格地比较分析不同社会的人，纯粹只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提供自己的主观意见和印象）。这就使得，如果我们比较西方的话，会发现只有最精英、最有实力的群体会特别积极地投入教育，而在中国，一般中产甚至更广泛的人群都会积极投入教育。在西方，只有中上层精英才知道教育改变人生、提供经济和社会安全、防止向下流动的重要性，而普通人对此缺乏意识。

　　简言之，在其他社会，对教育的注重，对教育价值的认知，是带有阶层性的，这种认知是通过教育本身获得的：一个人受过教育，享受了教育的好处，才知道教育很重要，并希望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阶层固化表现为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不断内循环（例如美国最富裕的Top 20%人群）。剩下的人口，除了获得教育的能力受限外，意识和观念也受限：他们不知道教育很重要，可以改变人生。

　　中国则是，文化基因里自带对教育的重视。这种对教育的重视是跨越阶层的，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culturally embedded）。不过，要指出，在实践中，中国文化下教育目的也存在片面化、狭义化的问题，过多的以考试/高考/考大学/学历为目标。

　　笔者需要强调的是，以上都不是基于实证的定性定量分析，纯粹就是笔者基于自己经历和观察的一点感受。放到个体身上，以上观察很可能不准确。但读者应可理解笔者的意思。

　　在此也补一题；在西方社会里，除了东亚人群外，有没有特别注重教育的族群呢？可能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犹太人（尤其是长期浸淫、深耕欧洲的阿什肯纳吉犹太人Ashkenazi Jews）。这个例子，中国人应该是相当熟悉的，而也恰恰因为犹太人颇有传统，非常注重教育，族裔人数不多，却在西方世界内取得如此巨大的、不成比例的文明成就，才吸引了中国人的注意力。他们的成功符合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价值观，印证了教育的能力与重要性，并且还提出了优化教育的可能性与方向（打破中国教育目的及方法论的局限性），因此倍受中国人的关注。

　　在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

　　——个人、家长、家庭所渴求的，是消解和突破考试制度下带来的内卷及内耗；

　　——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是消解和突破考试制度下带来的内卷对素质教育、青少年心理健康、培养适合未来的人才的负面影响。

　　那么为什么会有内卷呢？

　　因为中国特色的考试制度。中国究极的考试制度就是高考。其他的一些考试和教育都可以被视为指向这个选拔制度和节点的工具。高考沿袭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它有独特的公平性（我们将在下文探讨）。但公平性也是有代价的——可能牺牲其他的一些质素或品性——譬如高度的“内卷”（下文将对此做出定义）、不一定利于发展素质教育、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快乐教育、不一定能够满足创新、多样化及培养适合未来的人才、不一定利于内化个体对知识的渴求，等等。任何一个社会为了公平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也在为公平付出代价。

　　下文，将探讨教育的公平性及内卷问题。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