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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蚂蚁、3.0企业(大企业×互联网×资本)和社区团购

兔主席 20201215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从蚂蚁上市搁浅,到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反垄断征求意见,到围绕电商进入社区团购的争议,到政治局会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到关于市场监管总局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的行为进行处罚。
 
显而易见,这些事件都是有高度相关性的:它基于一个根本的逻辑:国家认为大型平台对政府监管、市场秩序、国计民生、核心价值,乃至我们的政治秩序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
 
其中互联网起家的平台又首当其冲,最受关注,最受抵触,理由很简单,其与资本的结合度最高。
 
笔者估计,最近的一切都源于蚂蚁。但蚂蚁只是一个导火索,它暴露的是大企业、互联网科技、资本与中国政治秩序及价值观的张力与冲突。
 
大企业、互联网科技、资本可以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因素,但效应可以相互叠加,甚至是乘数效应。
 
大企业(Big Corporates):在现代社会里,当大企业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获得支配一国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巨大能力:大企业能够运用各种资源影响监管,限制政府的选择与执行能力(“叫板”监管、劫持监管,甚至直接腐蚀监管人员);大企业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追逐利润,而其逐利行为可能会削弱、损害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利益;大企业可以与传媒结合,建立游说能力,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大企业(大到一定程度的企业)是“大到不能倒”的,能够进一步绑架/挟持政府与社会;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大企业是“自由流动”的,可以利用资本的全球化,构建跨国的法律与治理架构,构建全球产业链,在不同的国家投资、运营、生产、销售、纳税,并摆脱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监管;大企业因为能够摆脱监管,还会对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许多问题产生威胁——典型如全球变暖问题。美国过去几十年的问题,本质是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无法处理好社会与大企业的关系。制造业中空、金融化及金融危机、医药价格高企都可以归咎为大企业问题。
 
互联网平台:这里仅指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包括门户网站、新闻网站、各类社交媒体、电商、网络金融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
 
互联网平台有很多特征,其一逾越地理空间限制,能够跨越国家、社会、人群,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跨国平台;
 
其二互联网平台都会构建依托网络的信息及社交群:人们在平台上获取信息,在平台上开展社交与互动,进一步交换信息,并构建出自己的社区与认同,不再受限于线下世界。
 
互联网平台一旦做大(掌握相当的用户及流量),再配以一些技术,就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改变人们的行为——例如通过算法去挖掘、发现、影响一个人所能在平台上获得的信息。
 
诚然,互联网能够赋能,帮助人类,但也有许多问题,因为它往往与商业(资本结合):平台是逐利的,倾向于会做出符合自身商业利益(而不一定是社会/国家/公共利益)的选择,例如通过算法把人们与自己旨趣相近的人群笼络在一起(在美国,最困扰政客和知识分子的是平台会将政见相近的人笼络在一起,形成“信息泡泡”);还有,通过算法,挖掘人们的某种恶趣味,藉此增加流量(中国互联网的“三俗”问题)。互联网平台还能够诱导人们的行为,譬如民间借贷/超前消费、拼购价值低廉但用处不大的东西(除可能浪费财物外,还可能因为包装及物流增加环境成本)。
 
最后,互联网因为具有匿名性质及私密性质,也会加大道德风险,例如鼓励人们在线下不会从事的一些恶行为,例如网络暴力,或者放大或鼓励一些恶趣味(反正其他人也看不到)。表面上看互联网平台起到疏导,但假以时日,也可能会负面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
 
总体而言,互联网平台与大企业一样,也是对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制度、机构及权力来源的削弱、消解、解构。互联网平台在构建新的、去中心化的权力、权威来源——新的信息源,新的社交圈,新的社会行为,新的价值观,新的认同。笔者还未触及数字货币等新金融方式,这些影响就更大了。如果不受约束,互联网平台对传统社会及政治秩序的影响会显著大于大企业。
 
资本(capital)与金融(finance):说白了,就是钱。企业、机构、个人对自己看好的公司、业态、平台进行投资,藉此追求利润与回报。现代金融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以股权投资而言,从天使投资、风投、私募股权、上市到二级市场投资。当下,一个新经济企业/平台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会接受许多不同性质和风险偏好资本的角逐。无论是共享单车、打车、蚂蚁、长租公寓、咖啡还是电动车,背后都有资本的角逐。资本是逐利的,以最大化利润为目标。然而,而最大化利润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民生又不一定相关,且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现代金融在进一步增加、放大这种对立:
 
1)当代金融是全球化的,某个美国的投资人只是为了逐利而投资于中国的某家企业和某个概念。他投资就是为了回报,他投资也承担了风险。回报和风险也许是匹配的,但他的投资行为和这个企业在中国是否能够创造或损害社会价值或民生并没有任何关系;
 
2)当代的金融往往是“代理人”性质的,即你将钱交给专业化的投资机构(VC/PE/二级市场基金/金融机构)去管理、投资。专业机构作为你的资产管理机构,就是你的“代理人”,负责做出投资行为,并在日后向你提供回报。代理人会扩大伦理问题——因为当你把钱交给某个机构,同时它还会把许多向你一样的人的资金组合在一起去开展投资,那么它的投资是否符合伦理价值,就距离你非常之远了。
 
3)当代金融是“流动”的,何谓流动?即容易投资,也容易离场。上市公司(public company)——企业追求的究极资本形态——是最流动的,股票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投资人觉得公司状况不好,随时就把股票卖了。觉得公司好转,随时可以再买入。流动性会带来什么?“短期性”、“投机性”。现在说价值投资,长期持有,低买高卖。这样的投资机构极度稀有。什么才是长期投资?长期投资就是做自己的生意。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家族在社区里历代经营做某个行当,才是长期投资。你是唯一股东,你要在社区里生存,就需要对自己的生意长期负责,你要做品牌,做口碑,讲社会责任。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投资机构大多只是投资于上市公司股票的财务投资者,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赚取一定的收率。他们角逐的是短期的利润(短至按季度计算)。他们的选择会影响到上市企业的行为,强化短期性。“短期性”的可能性也会减少投资人在投资标的企业在伦理上和心理上的绑定(“我只是持有它的股票而已”),进一步加大伦理风险(使得我觉得可以在短期内忍受持有一个与我价值理念不符的企业的股票,并以我可以随时出清这支股票作为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
 
朴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完全是逐利的,只以追求资本回报为目的。社会利益、民生与福祉都不在考虑范围内。显然,这种行为是有伦理问题的,而现代金融的设计却是在消解伦理束缚,使得一切投资都变得可能。
 
如果一个企业受到资本的追逐(获得高估值、大量融资),则不但可能寻求短期逐利行为(追求销售额、流量不惜牺牲短期利润),甚至可能不惜铤而走险(刷单、违法),最终为放弃自己的战略与利润,为资本所“劫持”。资本市场绝对是个双刃剑。
 
大企业、互联网、资本的叠加效应
 
我们发现,大企业、互联网、资本是有叠加效应的。
 
如果只有一个因素足够大,那就是1.0效应:
 
1.0大企业 (传统垄断型企业、华为)
1.0互联网 (过气的细分领域门户网站或平台)
1.0资本 (瑞幸)
 
如果同时包含了两个因素,那就是2.0效应:
 
2.0 大企业 × 互联网 (大互联网平台,但已过气,资本市场青睐不足,可对号入座)
2.0 互联网 × 资本(高成长互联网公司,有资本支持,但平台规模有限,可对号入座)
2.0 大企业 × 资本 (恒大、安邦;)
 
如果同时包含了三个因素,就是3.0效应。
 
3.0 大企业 × 互联网 × 资本
 
3.0,就是目前中央政府最关注的超大型互联网平台了。
 
这包括目前市值最大的各互联网平台。
 
其实,监管机构对企业垄断一直都是关注的。
 
2020年9月份,网上流传了一份恒大恳请广东省政府支持其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文书中列示了给恒大借贷的相关金融机构。恒大提出了一个“太大不能倒”的概念。监管机构肯定不买账,但笔者以为这只属于一个2.0事件
 
2020年10月份马云代表蚂蚁的讲话,就属于3.0事件了,这才触发了监管关注,应当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事件。
 
这一3.0企业不仅与监管发生了技术层面的冲突(金融监管规则问题),还有挑战现实政治秩序、政监管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态势(当然,也只有3.0机构有可能挑战这种秩序。所以中央政府需要做出响应)。
 
新时代中国讲究的是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协同与共生。3.0的企业必须被纳入到现有的政治、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秩序中来,成为符合新时代建制、价值、主旋律及潮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大的秩序里发挥作用,在承担自己对国家、社会、民生等主旋律价值观的前提基础上,再去合理追求利润。3.0的企业绝对不能去挑战、削弱现行的大秩序,更不能与现行的大秩序发生冲突与对立。
 
如果它尝试突破这个秩序,就会受到制约。
 
如果它能够尊重、遵守、维护这个秩序,就能取得比较好的发展。
 
这个现状是有深厚逻辑基础的,与中国的传统民情(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同世界及一整套注重教育、家庭、尊老爱幼、社区价值的传统价值观)、近代政治伦理(反资本、反大企业的左翼政治)、目前中央政府的路线与价值观都有关系。这是中国当下极为重要的现实。
 
如果3.0企业被认为是挑战这个大秩序的,在削弱主旋律,没有弘扬正面价值,而在诱导负能量,那么一定/迟早会被限制。
 
我们再看看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也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地方:政客及知识界对facebook、youtube、google等具备垄断性质的互联网平台及科技公司反垄断限制的呼声,其实和我们现在在国内看到的情况一样。
 
以上应当可以解释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发生的许多情况:政府认为需要对3.0进行一定的抑制和限制了。最近出现的一些商业现象,譬如社区团购,只是印证和强化了政府的这种想法。
 
各位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当下的大环境。
 
笔者对企业家和搞经济工作的朋友们说的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在政治、政策上具有高度可预测性的时代。我们的政府在围绕一个日渐明确、清晰的价值主线治理国家。这个价值主线在绝大多数地方还是遵循我们道德传统、常识、直觉、共识和民情的,它也超越了资本主义及“法不禁即可为”的规则。这个状况,与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的政治政策有了比较大的转变。
 
某种意义,我们实际上处在了一个“德治”的时代。德是高于法的,法遵循德、伸张德。用“道”替换“德”也可以,反正就是那个“普遍的规律”。这个普遍的规律并不是某个人的看法,而是“普遍的”,所以称之为“德”,或“道”。我们当下的政治、政策,就是通过一次次的事件,确立和稳固这种关系。政府在指明道路和边界。我们的政治和政策本身也要遵循这个“德”和“道”。这其实是回到中国的传统。
 
在中国做企业、做投资、做生意,当然就需要了解和遵循这个“德”、“道”的主线。在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一切都颇具有确定性(虽然在一些比较具体问题的落实和理解上可能会有所分歧)。
 
就许多朋友们之前关心的民间借贷行业,笔者的看法是:
 
1、 基于网络的民间借贷如果脱离金融监管,是3.0触碰底线;
 
2、 基于借贷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行为不符合我们崇尚节俭、朴素、中庸的传统价值观。3.0如果在削弱和消解这种价值观,就是触碰底线。
 
就许多朋友们现在最关心的社区团购,笔者的看法是:
 
1、 政府在关注这个行业的竞争态势,给出了一些暗示,但没有更加明确的指示,因为这个生意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客观了解
 
2、 但3.0的介入本身就是“可疑”的,自动会吸引政府的关注
 
3、 政府是欢迎社区团购中改善供应链、解决滞销、优化及提升社会效率、减少资财物浪费、重构经济及就业结构的部分的
 
4、 政府能够接受,甚至欢迎由于科技革新所导致的就业结构变化(包括菜贩的下岗与再就业),认为此举对社会中长期是有益的
 
5、 政府不接受通过补贴/烧钱减少终端产品价格的行为,因为这个行为3.0特色(大企业、互联网、资本)太过明显,资本主义掠夺性色彩太重,本身并不创造经济价值,甚至可能通过打击菜贩,消灭经济价值、消灭社会价值,带来巨大的“负面外部性”
 
6、 菜贩的职业“转型”是需要一个渐进过程的——也许从菜贩转化为“团长”。按照今天的价值观,这个转化应该是渐进的,应当由负责任的企业、社会、政府及个人(努力奋斗的菜贩们!)合力作用的结果。需要软着陆,温和的改赛道,而不是3.0驱动的硬着陆。
 
 
这个情况下,3.0企业应当做什么呢?
 
1、应该认真了解当下的大政治、大政策、大秩序。(李世默先生言:“读《求是》,做投资”)。
 
2、行业应当有一个“自律机制”:大佬们坐下来交换意见,交流彼此对大政治、大政策、大秩序的理解。确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对终端价格的补贴)。设立好游戏的规则与边界,共同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3、行业可以准备一些正面案例:社区团购如何赋能菜农,解决销售问题;如何通过拉直打通供应链提高社会效率及降低资源浪费,等等。
 
如果企业仍然在博弈,还在对终端价格补贴,就可能导致“囚徒困境”:结果就是监管机构访谈,甚至处罚机构,消灭赛道。考虑到社区团购业务对社会的中长期裨益而言,这肯定不是一个有益社会中长期的最优结果。
 
因此,笔者希望监管机构能够深入调研,看到社区团购的中长期价值,掌握这个业务的边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笔者也希望3.0玩家们能够抬头看路,理解监管和民情痛点,共同设定行业的游戏规则与边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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