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带来的困局：全球人口流动的冻结-任意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一、全球37万感染者，除去中国伊朗外，90%来自发达经济体

二、全球COVID-19疫情的三大阶段，及全球抗疫模式标准趋同化

三、抗疫之后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不信任困局

四、如何打破全球人口流动冻结的僵局？

一、全球37万感染者，除去中国伊朗外，90%来自发达经济体

截至本文写作时，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病例37万，死亡1.6万。

把确诊数字做进一步的分析：

36万里面，中国占8万。

大口径欧洲（即欧盟加上瑞士、冰岛、英国、挪威等欧盟亲近国）占18.5万。

美国4万。日韩1万。

再把其他各种发达经济体的数字加在一起（加拿大1,482、澳大利亚1,709，以色列1,238、新加坡509……），还有钻石号游轮的761，总共五六千的样子。

所有，欧美日韩澳加新等发达国家有超过24万的病例。

全球37万病例，扣除中国的8万后还有29万，29万中有24万（占83%）来自发达经济体。

不考虑中国的情况下，全球83%的病例是由发达经济体贡献的。打开COVID-19感染排行国家一看，基本都是发达国家。

如果我们把伊朗（2.3万病例）排除掉，那发达经济体贡献了全球病例的90%。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东欧（前苏联加盟国及前南斯拉夫国家）、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大陆、中东国家加在一起只贡献了10%。

大家觉得这合理么？

诚然，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化程度更高，相互联系更紧密，人口流动更多，因此相互传播速度更快。

但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有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且卫生条件更差，更有传播呼吸道传染病的条件。很多传统社会还有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习俗（例如宗教活动）。传染病一旦发生社区传播，后果一样严重。这个从伊朗大规模爆发，以及高达7.86%的死亡率已经可以清楚看出。

发达国家病例之所以多，未必是因为COVID-19的传播更严重，而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医疗基础设施发达，检测能力强。（除非是有意识地不去检测，例如日本）。

因此，COVID-19实际上可能已经在许多其他国家爆发了，只是从统计数字上还看不出来。当然不同国家的时间线不同。有的国家可能相当于1月初的湖北，有的相当于1月中下旬的湖北，有的相当于2月中的湖北。

只要不采用同样的标准全面检测，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些国家的疫情。

不检测可以是主观原因，也可以是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医疗基础设施及能力是一个明显的约束与瓶颈。经济越不发达、医疗及公共卫生越落后的地方，检测能力肯定就越低，越不容易发现疫情。

主观原因：政府的政治、政策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的国家可能不是不具备全面检测的能力，而是拒绝全面检测。这个情况在发达国家中就有——日本。迄今为止，日本只检测了三万多人次、一万多人，患者数字只有1,140，一副疫情被全面控制住了的样子。但和所有其他国家不同，只有日本要在今年夏天举办奥运会。而全球疫情爆发如此严重，日本还极为不情愿推迟奥运会。它是有动机为了奥运会顺利举行，充当把脑袋埋在沙堆里的鸵鸟，有意识的“捂盖子”的。

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只要不检测，就无从知晓疫情的严重程度。

二、全球COVID-19疫情的三大阶段，及全球抗疫模式标准“趋同化”

站在今天这个时点，笔者预测COVID-19疫情会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抗疫阶段，从1月中下旬到3月中下旬，两个月时间基本结束战斗。

第二阶段，发达国家抗疫阶段，从2月中下旬开始，目前尚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结束战斗。Trump给出预期是美国疫情可以持续到7~8月。

第三阶段，其他国家（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大陆、中东国家等）疫情爆发及抗疫阶段。

第三阶段可能已经伴随第二阶段同步发生了，只是我们现在看不见而已。

笔者希望重点谈一下第三阶段的影响。

目前，各国最初对COVID-19“流感化”的取态在高病死率面前已经完全被颠覆。（参考：意大利9.5%、西班牙6.7%、伊朗7.9%、荷兰4.5%、法国4.0%、英国5.0%）。所有欧美国家都不得不采用“中国模式”（强力的非药物干预/社会疏远模式）进行抗疫。这些国家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防疫抗疫活动，没有见过这样系统全面深入，对社会经济及日常生活有如此重大的干预手段。他们称中国的模式“draconian”（严苛）

为了应对这个可怕的病毒，各个国家不得不采取类似的模式，并且为此付出社会经济代价。

笔者一直说，全球化之下人类社会抗疫的方法论与模式是“社会建构的”（socially constructed）：如何去防疫，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这个疫病，别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等等。

中国最初对COVID-19就是最高等级——SARS化（从李文亮医生最初散播的说法开始，已将疫病定格在“SARS”上）。不能承担再犯SARS错误的中国政府采取最高标准抗疫，并在两个月内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中国的模式进而影响了韩国。韩国又影响了伊朗与意大利。

我们发现，不同国家对抗疫模式是有跟随效应的，伴随时间推演，有趋同化的特征）——大家都开始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和手段。一开始的数个国家只是效仿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抄作业”）。但逐渐的，采用这样同样严苛标准的国家越多，对后续国家的压力就越大。如果你的防疫政策不够严格，导致疫情爆发，死亡人数飙升，那你就会为民众所批评，说你执政不力，不关心老百姓福祉。

这其实构成了一种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当采用这样模式的国家越多，同伴压力也就越大，成了一种国际社会标准。

一开始有人说，美国、英国这样制度自信的国家不会去“抄作业”，会采用自己的模式。其实我们看到，伴随欧洲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标准，英国、美国也只能从众、随大流，采取了他们本国前所未见的防疫措施。包括区域封锁、禁止旅行，呼吁或停止公众聚会、学生停学、在家办公、推迟和取消体育赛事（美国人对取消体育赛事的举措尤其是前所未见）、停止公众聚餐及社交活动等。

无论情愿不情愿，大家都在采取中国模式，因为这是对抗COVID-19唯一行之有效的模式。

三、抗疫之后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不信任困局

每一个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都需要为了有效防疫抗疫，承担经济代价。

这个严苛的防疫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相信它正逐步为人们所发现及体会——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

严苛防疫模式是有很大的经济社会代价的，这些经济社会代价就是“沉淀成本”。社会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为抗疫做出了贡献与牺牲，共同修筑了对抗病毒的万里长城，从公共治理者到整个社会不可能突然就改变标准，说根本没有必要修筑这个长城，一开始就可以任由病毒随便传播。否定自己的过去。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都会为自己的模式辩护。

当时中国严苛防控时有一个公共政策风险点就是如果这个病就是一个稍微强一点的流感，那我们的防控可能有点过度了，经济账算不过来。但现在看到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的案例，实在是后怕，庆幸我们最一开始就采用最高标准来防疫。其他国家的疫情从事后证明了我们当时选择模式的正确。这些都是各个社会说服自己、捍卫自己采用最严苛模式进行防疫的依据。

当我们采用了最严格的模式防疫，并付出了经济代价。你猜怎么着？对一个完全没有防疫措施的国家就会不信任了。我对内防控防了半天，总算取得成果，如果对一个没有防控的国家打开国门，结果病毒倒灌，那我不是前功尽弃，被这个国家坑惨了？

这个就是结束了抗疫“第一阶段”之后抬头放眼望世界的中国。笔者之前撰文描述过那种“中国以外全部疫区”的心情。即对自己防疫成功感到庆幸、骄傲、满意，又为其他国家可能输入疫情感到担忧和恐惧。

只有采取同一标准抗疫的国家才有“共同语言”。例如，如果我们看到韩国通过最严苛措施控制住了COVID-19，已经多日零新增，我们就会对它信任，有望放松对韩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对所有这些经历疫情的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这些国家只有采取了最严格的防控，令人信服的控制住疫情之后，才能让我们对他们放心地打开国门（如恢复城市直航，避免14天隔离等环节）。

但现在问题来了，疫情还有“第三阶段”呢——对于处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外的国家，如何对待？

这些国家有可能从始至终都没有采用过防疫措施，我们连他们真实全面的感染者数据都看不见。

纯打比方，假设拥有2.73亿人口的印尼是一个“隐藏的疫情国”，但由于印尼没有推开全面检测，我们对其真实的疫情情况并不了解，只是存在这种怀疑。

我们敢去印尼旅行么？

我们敢让印尼的居民经过直航进入中国、不经隔离么？

我们敢让印尼国家的居民通过第三国进入中国么？

我们敢让在过去14天或30天访问过印尼的第三国访客入境且不经隔离么？

我们敢让那些与印尼不存在相互旅行限制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访客入境么？

特别是，假设一个我们已经比较“放心”的国家（例如韩国）突然和印尼放松了边境往来，两国出现了人口互动，我们应该限制韩国人入境么？

这个尺度如何把握？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澳大利亚、加拿大宣布不会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夏季奥运会，其实就说明：这些国家根本就不相信日本以及其他第三国的防疫状况，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运动员/代表团置于病毒风险之下。尤其如果一个国家自身已经做了大量防疫努力的话，就更不愿意让自己国民出国冒这个风险了。

四、如何打破全球人口流动冻结的僵局？

COVID-19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病毒。目前，人类社会对抗这个病毒的手段是“非常态化”的，极大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一国之内，它让国民戴上口罩，限制了各种公开活动，使各种社会生产与生活受到限制。在国与国之间，它让国门戴上了口罩，通过限制入境或入境后强制隔离等手段极大抑制了人口流动。

因此，COVID-19全球爆发的结果决不仅仅是在各个国家增加了确诊病例、带来了死亡这么简单。它会增加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不信任。这个不信任源于各自对对方防疫能力和结果的不信任。说白了，都害怕对方“带毒”。

当防疫进入第三阶段，COVID-19在各大洲进一步爆发后，这个情况将越来越突出。

解决办法可能是在国家之间弄出“健康认证”、“健康码”。

采用同一检测原则与标准对社会人口大范围检测，用最严苛手段进行防疫，确定本地疫情已经完全被控制，且对第三国建立了严格的入境管理标准的国家，可以组建一个小的联盟，彼此颁发“健康认证”、“健康签证”、“健康码”，适度降低彼此的入境访问限制及强制隔离要求，允许更多的人口流动。

每纳入一个新的成员国，颁发一个新的健康证，都需要各国集体的同意。

而如果无法建立这种通行机制，则各国只能继续陷入之前的两难，会出现非常复杂的多边多向封关锁国，基本会将全球人口流动冻结。

中国刚刚完成自己的防疫抗疫，抬头发现全球疫情爆发，这时就非常难受：既希望复工复产（国民脱口罩），又担心境外输入。为了防止境外输入，只能最大程度的限制和管理来自境外的人口流动（国门戴口罩）。给国门戴口罩，实质影响基本上是冻结短期人口流动，对中国的跨境经济及社会活动是有巨大负面影响的。

几个月后，等欧美国家从疫情中艰难恢复过来时，可能会面临和中国一样的情景——这就是COVID-19的“第三阶段”。

打破COVID-19导致的人口流动困局可能有三种办法：

1） 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令人信服地消失。这要求各国既没有本地传播病例，也检测不到来自第三国的输入病例。就好像SARS一样彻底消失了。这时连疫苗都不需要研发了。

2）研发出一种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出结果，且准确率接近100%的快速检测手段，布置在海关/边境，一旦有病，立即驱逐。

3）研发出一种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社会大比例人口接种，实现群体免疫，这时就不再惧怕境外输入。

否则，人口流动还将长时间被冻结。这是COVID-19最可怕的地方。它对全球人口流动及经济社会互动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现在人们的想象。

基于这一点，笔者对全球中期的经济前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全文结束）

文章原载于“tuzhuxi”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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