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nCoV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夜，中国社会面临这样的大背景：

 

1、 民众十分缺乏医学认识。对呼吸道传染病缺乏一个渐进的、光谱的差异认识，只有普通感冒（极度松懈）和SARS（极度戒备乃至恐慌）两个极端。一旦脱离SARS的威胁，即进入完全的极度松懈态度——昨日SARS，今日没有SARS了，就再也不洗手，不打流感疫苗，日常距离严重呼吸道传染病非常远，缺乏一般的防控常识和意识。

 

如果宣布存在严重的疫情，普罗大众只有通过“启动SARS模式”才能理解和配以行动。SARS在个别案例上的致病性、死亡率高于2019-nCoV，启动SARS模式能够帮助防控，但也会让人们瞬间将所有呼吸道感染都默认可能归因于2019-nCov，扎堆就诊，造成额外恐慌，付出额外代价。

 

2、 中国社会（从决策者到民众）是活在SARS的集体记忆及创伤之下的，一旦集体启用SARS模式去理解和应对这个事件，就都会不由自主地套用2003年SARS事件的发展轨迹来理解2019-nCoV病毒暨新冠肺炎事件的发展逻辑。

 

笔者在前文总结的2003年SARS模式的四个典型阶段：

 

“第一阶段——地方政府出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瞒报；媒体也被限制进一步报道，因此社会无法客观了解疫情

 

第二阶段——地方问题扩散到全国，但在初期，中央政府（如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及相关官员）因为各种主观客观原因也参与了瞒报，系统性对外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媒体仍然无法全面客观报道

 

第三阶段——问题升级至无法掩盖，更高领导人不得不介入，对事件重新定性定调，拨乱反正，改换不同的方式应对。但这个时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社会已经付出代价

 

第四阶段——在正确的路线下，疫情终于得到控制（实际上SARS是神秘“热死”的）。”

 

2003年SARS事件经历的这四个阶段，将极大的定义、限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与想象。除非这次事件能够从根本上修改甚至颠覆人们对SARS事件的记忆、成见、假设、想象。

 

3、 人们对地方治理仍然存在很大的不信任

 

尽管人们很爱国，从宏观上拥护体制，但对地方治理有不满，通过一些特定的公共事件可能集中呈现。这种不满非一两日形成的，自然也不会一两天就能化解，而需要经过时间考验。在当今中国，笔者以为，政府/决策者理解民众相对来说更容易，因为政府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反过来让民众换位思考去理解决策者的处境就很困难。另外，大部分民众可能也认为没有必要做这种换位思考，没有必要拿出第三者、社会学、大历史的视角去为政府考虑——只要政府做的不足，就可以也应当提出批评。民众拒绝换位思考的取态可能也是决策者需要面对、接受且能够理解的。

 

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开始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

 

普通民众感受恐惧的原因，笔者再总结一下。

 

1）2019-nCoV病毒与SARS同属冠状病毒，让人与SARS联系起来，引发恐惧

 

2）据知该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更强，这让经历过SARS的人十分担心

 

3）病毒具备一定的“隐蔽性”，即一些前期症状（例如发烧状态）并不明显，且在这个时点也能人传人，这就让更多的人群怀疑自己可能已经染病

 

4）对这个病毒的症状及严重性还不了解，特别是致死率。截至目前，确诊1975例，治愈49人，死亡达56人，死亡的比治愈的还多。加上对官方提供信息始终有怀疑，很多人会倾向于认为实际情况比外界公布的要严重

 

5）认为病毒是变化发展的，可能变异发展为更严重的病毒，甚至认为官方及权威机构会掌握一些民众不掌握的情况

 

6）有大量湖北人/武汉人（可能在数百万之众）在封城之前就离开了区域，成为潜在的传播者，其影响未可知

 

7）大众对传播方式仍然不太了解，很多外地染病者只是“曾经到过武汉”，好像一经过武汉呼吸了武汉的空气就染病了。让人恐慌

 

8）大众非常担心春节假期结束后，疫病可能集中爆发。这也是SARS的经验。对所有龟缩在家暂时安全的人来说，春节假期之后的复学复工才是他们的焦虑点

 

9）中央政府出手干预，说明湖北地方的问题可能已经非常严重，采取封城这种SARS都没有采取过的极端手段更侧面说明事态之严重。这一点也是笔者在本文要进一步展开讲的：政府的积极行为反而会影响民众对病毒严重性的观感。

 

下面来看看决策者要面临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个典型的政策/技术问题——公共卫生应对及危机处理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在以下两点找到平衡：

 

其一是要保证广大人民的健康福祉。

 

其二要考虑公共卫生政策的潜在社会经济代价。

 

最后，收益（健康）与代价（社会总体代价）大致匹配。实际情况看，这个平衡点可能非常难找寻和把握，只能通过一次次的案例、经验来逐渐学习、完善。

 

由于前面提及的中国社会在进入新冠肺炎疫情前夜的客观环境，使得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政府为了保证广大人民健康福祉而严阵以待积极干预，但如果没有一定的支持条件，就有可能使得这种干预本身产生一些意料不到的作用，例如加大恐慌，从而进一步加重疫情，并付出更多社会经济代价。这是决策者面临的一个典型悖论（paradox）和两难（dilemma）。

 

1、 中央政府的表态和介入

 

最高领导人在1月20日作出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批示，提出了正确的防控思路。但在“启动SARS模式”理解这个事件，且对2020年的中国政治变化并不太了解的普通人看来，中央政府的表态可能是表面的，事件可能还处在前述的“第一、二阶段”。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现在只是刚刚进入“第三阶段”——中央开始重新定性定调。而根据SARS模式的经验，如果进入了第三阶段，则说明问题已经到了无从掩盖、极为严重的状态。但无论如何，人们由于对政治不熟悉、不了解，无法判定目前所处的判断。

 

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所处“阶段”的不了解和无从判断，结合因SARS事件所积累的谨慎怀疑与不信任，他们可能倾向于认为，目前处在一个SARS第三阶段及之前的某个阶段、某种状态。人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可能已经非常严重，尽管每日在播报确诊案例，但人们无法确信现在没有系统性瞒报。一下打消民间的这种怀疑情绪是很难的，只有经历时间。

 

另外，很多人认为，如果现在确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中央政府出面定性定调，那么结合SARS经验，他们会认为新冠肺炎事件已经发展到极度严重的地步，地方政府已经铸成大错，严峻到中央政府必须出面的地步。并且进一步结合SARS的经验，他们会认为新冠肺炎可能比SARS发展得还要严重，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在更早的时候（即在春节之前）就“提前”进入第三阶段。

 

许多人的思维认知定格在2003年的，他们不认为2020年政府的认知和行为会发生变化，也很难看到、不会关注政府的进步。他们认为，医疗技术改变了，但至少地方政府的应对模式并没有变化。这些天对武汉/湖北政府的集中怀疑与密集批评都是这种心理的体现。他们认为地方政府一定罪责巨大，相关官员应当承担代价。

 

中央积极表态、正面参与干预的行为是希望避免SARS重演，选择在更早的时候介入，定调，摆正方向，提供资源支持及奖惩机制。但其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由于人们成见和怀疑很深，有可能会增大民众对事件严峻性的评估。

 

其结果就是加大对2019-nCoV的恐慌。

 

2、 采用封城等超强力干预措施

 

如果我们问一个疫病防控专家：春运将至，如何避免2019-nCov的大规模传播？

 

相比这个专家的答复是：春运是全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高峰。这种人口流动一定会极大增加2019-nCoV扩散的风险。2003年非典事件的经验教训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为了防止疫病扩散，正确的做法就是最大程度阻止人口流动，例如采取推行强行阻隔人口流动措施（“封城”），把源头堵住。“如果你问我怎么办，那我的建议是封城！这是我作为疫病防控专家的专业意见。”

 

从疫病防控专家的角度来说，这个提议完全正确。且从2019-nCoV病毒本身的严重性及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来讲，这个提议也是正确的防控措施，是精准的技术干预。但疫病防控专家是医学领域的专家，他们不用考虑本博之前提出的若干问题，即民众的医疗知识水平、思维的限定（SARS思维）、对地方治理的怀疑和不信任等等。但“封城”是一项影响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手段，世卫组织官员都说这是一项“创新”行为。对于缺乏医疗及公共卫生知识、生活在SARS记忆与阴影下，对地方治理存在怀疑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个举措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只能通过历史经验来理解，这经验就是SARS。2003年SARS如此严重，北京都没有封城。那2020年2019-nCov新冠肺炎疫病，一下对湖北主要城市都进行封城，只能说明疫病极度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SARS。如果有人觉得2019-nCoV的严重性还不如SARS的话，那只能是因为你不掌握全部真相，而政府掌握真相。其提出封城的举措就说明政府掌握着比我们多得多的关于该次疫病严重性的信息。这个结果就是加大恐慌。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存在典型的悖论。举措越严厉，民众越恐慌。并且封城还会给本地人一种印象就是这里的人被原地放弃了。他们被困在疫城自我循环，交叉感染的概率也要上升。这时，稍有病症就会担心自己已经染病。为了逃避疫城，会有逃往外地的冲动。各种患呼吸道传染病的人可能也希望到外地求医。

 

这就是公共卫生决策者面临的两难。政府需要充分说明采取封城举措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的必要性、科学性，要尽最大力量帮助百姓客观、理性、科学地理解，不致产生更大的恐慌。

 

也不要仅请卫生部及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明，要请专业领域专家（譬如已经通过非典建立广泛公信力的老专家钟南山）及外国权威机构及专家来讲解，帮助人们理解封城是政府为了控制疫情的正确举动，但有不必要因此恐慌。

 

3、舆论场

 

2003年SARS给中国社会的一个经验就是，“阳光”是对抗疫情的最好工具。笔者认为，社会各个部门都分享这个经验，包括决策者，媒体即民众。这是一个不需言说的默契和共识。该共识也被认为是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的法宝。

 

不过2003年的舆论环境比现在要简单得多。2003年时只有电视、报纸、广播，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还没有兴起，网络生态很小，除门户网站外，只有BBS/论坛及QQ/MSN等一对一的传播工具，尚不存在大规模的社交媒体。博客也方兴未艾，覆盖人群有限，微信、微博等都不存在。

 

2020年的舆论生态就比较复杂了，这是一个属于移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时代，官方及非官方媒体也依赖在新的平台和渠道运作，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专事信息发布及评论的自媒体，以及无数的充斥人们生活的微型社交生态圈（如微信/QQ群）。大部人获取信息的来源可能并不是正规媒体，而是各种各样的非正规/小道/半真半假的消息和段子，这些信息抢占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眼球。

 

本来，放开舆论与信息交互可以带来正面效果。公权力对疫情报道进行限制，在当下语境甚至可能成为了某种新的不正确。但在信息及舆论生态极度复杂的2020年，信息放开可能就是双刃剑了。

 

各式各样的媒体（包括正规的、准正规的和正规）都希望从这次事件中获取流量，影响事件。其提供的信息质量可能是参差不齐的。不同的传播者也有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会相信并散步不同的信息。使得我们所处的信息生态圈十分混乱。

 

而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可能因为各种因素（例如希望获取流量、关注、商业化驱动、本身的立场态度等）都可能去渲染特定主题新闻和信息。他们会认为自己直指事实，传播真相，但实际上可能又会系统性地夸大、渲染负面信息，因为这些事件才会吸引眼球，且它们符合民众对“SARS模式”的思维定势：只有敏感的、负面、爆炸性的、官方没有披露的才是真相。

 

结果就是进入到另一个极端，鱼龙混杂、不加事实鉴定的信息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民众的恐慌情绪。

 

这两天因为各种不靠谱的消息太多，所以腾讯也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实辟谣”的网页https://vp.fact.qq.com/home，颇值得肯定。

 

笔者以为舆论放开是非常必要的。政府要做的不是去限制和关闭舆论，而是要积极抢占舆论阵地，持续、大量地对社会提供信息。

 

例如每日举办新闻发布，对一些社会上流传的信息进行正面辟谣。并通过官方及非官方媒体传播fact check（承担腾讯的“较真”功能）。

 

邀请各种非政府的第三方人士进行正面说明及辟谣，譬如钟南山等已经广泛建立威信的人，以及外国权威机构及专家。

 

这种宣讲得每日不断地进行，通过各种主流媒体渠道与平台持续地、不厌其烦地发布。

 

4、其他一些反而可能放大恐慌的具体举措

 

1）对疫情的恐慌使得卫生资源无从应对，再从外地增援人力及物资等

 

疫区民众一旦陷入恐慌的结果，就是人们扎堆求医。所有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包括普通感冒、流感——特别是现在还是流感季）都会扎堆到医院求诊（并可能集中涌向大医院）。这就使得有限的医疗资源无法应对，然后，医院极度紧张，病人数量多得都无法全部收治、医护人员濒临身心崩溃。这种状况会通过口传口、互联网、媒体报道等对外传播（例如这几天看到来自武汉医院的一些短视频，甚至都上了CNN头条“武汉医院濒临崩溃”）。这就进一步让人们觉得疫情极度严峻。然后，政府调度外地，对武汉/湖北增援人力物资，本来是支持当地的好事，但同时也会让人形成当地已经崩溃的印象，进一步加大恐慌。

 

恐慌是螺旋上升的（各位可以理解，这和人们到银行挤兑引发金融危机背后的心理逻辑一样）。

 

2）公布疫情数字

 

官方现在每天事实公布疫情最新动态，是公开、透明披露疫情的重要举措，得以让人们第一时间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发展。截至2020年1月26日12点，全国确诊2005例，疑似2684例，治愈人数49例，死亡人数56例。昨天中午（1月25日13:30分）确诊案例是1353例。24小时内上升约48%。

 

这个急剧上升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为什么一下多出来这么多？是疫情传播加速？是疑似转为确诊？是检测试剂的影响？是之前瞒报晚报的案例现在被公布了？如何理解？且现在看到的是治愈人数少，死的比治好的多，不知道治愈、死亡这些数字之间都是什么关系，是否能够对应治愈率和死亡率。总之，结合国人缺乏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的医疗知识，又生活在SARS的记忆和阴影下，只能用SARS的经验去理解这次疫情，可想而知看到数字激增后会感到的恐慌。

 

3）各地做的一些强力防控举措

 

各大城市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暂停各种导致人员聚集的场馆及活动。例如北京将庙会取消，将主要景点及活动场所（如故宫、国博、国图、鸟巢、中国美术馆、雍和宫各种京郊景点等）都关闭。上海也将各种景点场馆关闭（从上博到大世界到环球金融中心观景台到迪士尼）。全国很多主要城市都在推行相关政策。其中，北京是经历了SARS的，这种关闭景点场所的举措在SARS时都未曾经历过。而其他很多城市目前疫情尚不严重，更没有大规模经历过SARS体验，全国范围大规模关闭景点场馆的举措史无前例。目前人们不知道这种关停是仅针对人口聚集流动较多的春节时期，还是会在整个疫情爆发期延续。

 

伴随确诊病例进一步快速提升，预计春节后的复工复学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国外普通民众也可能会认为中国成为疫区。他们对中国政府运行的理解就更有限了。会诠释为中国遇到严重的疫情问题。

 

目前从各地反应看来，疫病防控是绝对的第一位，是最主要的KPI，早已超过其他考虑因素（例如经济因素）。

 

这种举措从疫病防控的技术角度看是必要的，但也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对形势严峻性的估计，结合历史经验，会认为疫病及疫情严重程度都已经超过了SARS，否则无法解释比SARS还要强的防控举措。

 

5、恐慌是无法遏止的

 

对于疫病、疫情要严阵以待，但也要理性、科学对待，做好自己和家人的防控工作，对自己和社会负责，同时尽可能减少非理性成分，避免过度恐慌。

 

但在大众缺乏医学知识、活在SARS记忆及阴影下、对政府及治理存有怀疑的条件下，政府任何积极、主动、预防性的强力干预都会被诠释为事态已经极度严重，并增大恐慌。

 

这个恐慌好比是潘多拉的盒子。只有看到疫情真实被控制——包括确诊人数的增幅减少并稳定化，治愈率提升，死亡率维持在不高的水平后，才可能稳定下来。此时所有防控举措都会让人们更加恐慌（经典的两难问题）。而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缺乏完全的信任信心，政府出来呼吁理性，则人们反而可能认为政府是在对疫情进行舆论引导，有意降低疫情的严重性。

 

在当下环境里，这个悖论很难解决。只能继续请有公信力的专家（如钟南山）等出来介绍情况。

 

恐慌可能导致疫情螺旋上升的作用

 

恐慌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防控意识加强，另一方面是草木皆兵，一有症状就觉得自己患病。

 

在武汉/湖北，一旦有症状，可能就觉得自己患病。然后扎堆到大医院求医。很快患者就会直面当地医疗资源极度稀缺的现状，进一步增加紧张感。医护人员长时期高压工作，还要面临感染风险，心理虽然即可能濒临崩溃。医患关系本来就紧张，也不能避免会有医患冲突。然后在这种场景下，完全有可能增加交叉感染，本来普通感冒，到了医院变成新型肺炎。疫病在医院体系内扩散。口传口、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媒体报道都可能将这种情绪向外传递。医疗资源捉襟见肘下，继续从外地增援，并给人以本地已经失控的印象，并进一步加重人们的恐慌情绪，然后加重草木皆兵、扎堆求诊、资源不足、患者交叉感染的状况。

 

笔者希望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发展，则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有可能在湖北本地加重疫情；二是在全国范围带来恐慌，并导致较大的经济代价。

 

笔者没有展开讲经济代价。春节期间旅游、零售、消费的影响就不用说了。但结合SARS的发展案例看，有理由认为春节后经过人口再流动、再组合，已经结束了潜伏期，疫情会进一步爆发，除非继续强力限制人口流动。和SARS及流感病毒一样，2019-nCoV有可能需要经过这个春天才能消退。这就是说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两三个月人们的情绪都被疫病防控所主导，陷在恐慌里，那就是两到三个月经济活动的冻结/暂缓。这对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可以回忆北京在非典时期停工停课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悖论与两难

 

综上，笔者以为，政府把人民健康福祉放在第一位，中央正面表态、积极引导与干预、开放媒体、阳光面对疫情、及时采取历史上所没有采取过的创新防控手段，先发制人式的第一时间防控疫情，主观意愿很好，但也需要结合脱离目前的基本盘：

 

1）民众缺乏医疗知识；

 

2）民众的认识和记忆局限在SARS上；

 

3）民众对治理仍然缺乏信任，政府公信力有一个长期提升的过程。

 

这种客观环境就使得政府释放的政策信号及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被民众所完全理解，甚至还可能会曲解，并因此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从而加大疫病本身的代价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代价。这个风险不能不正视。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超出了疫病防控甚至公共卫生政策的范畴的，属于更广义的治理与政治，是疫病及卫生政策领域专家们所不能回答的，因为这可能不在他们的知识储备及经验积累范畴之内。

 

（题外话，香港是SARS的重灾区，社会有集体创伤。过去几年基本盘则趋向偏激的恐中、反中，对内地政府治理极度不信任。他们不是定格在2003年，而是定格在上个世纪。对于他们来说，内地政府释放的任何信号都不可置信，希望港府采取最强烈的措施去应对，包括关闭全部关口，暂停内地访客入境，并不惜在2019年反中运动之后雪上加霜，付出更加沉重的经济代价。恐惧可以使一切选择都变得自然和合理。而早在去年12月，反对派即将新冠肺炎与反中议题联系在一起）。

 

因此，政府处理问题还不能仅局限在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需一揽子考虑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

 

政府要强力防控，又不致引发不必要的恐慌，造成不必要的副作用，还需要这样的社会基础：

 

1、 对民众有常年的公共卫生、医疗常识教育及健康习惯培养，作为知识铺垫和准备

 

2、 民众有更多的疫病防控的历史经验（新冠肺炎将是SARS的一个重要补充）

 

3、 政府公信力的长期提升

 

4、 疫病对抗时期，要进行充分的公共沟通及舆论引导

 

其中一、二、三是长期作用的结果。四是可以在短期内做到的。

 

四就是更加充分的、及时的、细致的公共沟通。

 

包括：

 

1）就一些重大干预举措（例如封城、全国性封闭场所等）其必要性进行充分的讲解；

 

2）对新冠肺炎与SARS的区别进行讲解；

 

3）对疫情数字进行具体的解释与说明；

 

4）对社会上传播的不实新闻或假新闻进行第一时间的辟谣

 

要持续动员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来讲解，安抚民情，特别是已经在SARS中建立广泛公信力的专家，例如钟南山等。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即要重视这场疫病，又要保持理性和科学。

 

展望未来：疫病结束时及下一次疫病

 

这是新时代的中国第一次面对严重疫病，新的环境下有新的挑战。笔者以为，正是需要经历这样的公共事件，才会让中国社会更加成熟——从政府到媒体到民众，都能通过这样的事件成长，对疫病防控中的各种两难问题形成更深刻的认识。这样，到下一次病毒来袭，就有可能在各方各面找到更好的平衡点，拿出更加全面完善的对策。

 

总体而言笔者属于比较乐观的，当前人们被困在家中，仍然被抑郁、恐慌、恐惧的情绪主导，并担心春节假期后事态的发展，年都没有心情过。但我认为2019-nCoV的影响应该不会比SARS更糟糕。几个月后病毒就会消失。但这次重手出击，经济代价绝对不能低估。大半年后，人们就会恢复平静，用更加抽离、理性的心态评估这次疫病对抗。

 

另外，如笔者之前所些，对野味和野生动物交易是应该全面、系统性的整治了。这可以从源头上极大减少疫病发生的概率。对这种传染病，首先要防，从一开始就不要让它出现。

 

而待下一次疫病出现（衷心希望不会出现），中国社会一定能更上层楼，比今天做得更好。

 

（全文结束）

 

文章原载于“tuzhuxi”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