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01222

昨天一早坐飞机出差。落地看到傅高义教授去世的噩耗。晴天霹雳！一时满脑子只有恍然和忧伤。

傅高义教授九十高龄，但脑子非常清楚，思维非常敏捷，下笔有如神，依然处在每天不断学习、思考的紧绷状态。年轻学者也极少能做到像他这样的。我妈妈经常说：“人就要经常动脑子，不断学习，才能维持脑力。你看看傅高义教授！”

今年七月份，我就美国政府制裁中国共产党员写了一篇文《美国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傅高义教授读到此文，还在《华盛顿邮报》（90岁高龄哈佛教授傅高义引用兔主席在《华盛顿邮报》发声）撰文呼应。

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据说是因为术后感染。美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医院不堪重负，医生、护工资源都非常紧缺。有没有可能一个平时能够处理好的问题，现在因为资源挤兑而处理不好？我想这都是有可能的。2020年是如此不平凡的一年。

傅高义先生给我寄的贺卡： “再次感谢你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提供的帮助。祝2020年好。”很欣赏“兔主席”。希望在2020年访问北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改善。” ——Ezra Vogel （傅高义）

可惜因为新冠疫情，傅教授最终未能在2020年访问中国。

十多年前我在哈佛协助他研究邓小平时代。还记得我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克。他是从大历史角度，结合时代背景去研究邓小平的：什么样的人格能够促成这样伟大的革命或再革命。他对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日本的明治比较了解，但对凯末尔不熟悉，害怕有知识盲点，漏看了什么，导致信息不全，结果影响最终的完整判断。这就是治学的精神。我记得当时研究花了三四周时间，主要是把所有大的传记文献看完，梳理大的脉络。首次工作，傅高义教授就十分满意。

后来我的主要工作是看历史文献、整理文稿、参与访谈、与他讨论历史事件、人物与观点。每一个章节的构思与撰写，都经过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助理窦新元）的一起讨论。后来我在肯尼迪学院上课，就业余帮他搞研究。暑期，我陪他回北京，安排并陪同他访谈。

两岁小女为傅高义教授照相。2015年

他的妻子Charlotte Ikels是个人类学教授（她会说广东话），一个非常聪明的新英格兰知识精英。我记得她和我说，我们剑桥（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和MIT所在地），是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ambridge（指这里完全由左翼主导）。她也喜欢在暑期陪傅高义教授访问北京。我还记得有一次落地后就带她去地安门百货商场买手机配件。他们住在地安门西大街，有时间就在老北京骑车遛胡同。那段非常值得回忆的惬意日子。

我帮助傅高义教授工作多年，在他家里也前后住过两年。知道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了解他工作之余生活的一面。

2017年与傅高义教授合影。分享他的笑容与慈祥

傅高义教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

首先，他非常的勤奋。这种勤奋不是体力上的勤劳（譬如很多人能够坚持健身锻炼），或者努力完成自己的脑力工作。傅高义的勤奋是智力上的勤奋。极度旺盛、从不消减的智力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随时随地、每日每夜不断的学习，生怕时间被浪费，光阴被虚度。这种集聚在智力和知识上持久的勤奋与好奇心在普通人身上绝对是看不见的。大部分人在脑力活动之外需要的是放松。对于傅高义教授来说，研究和学习这种拓展性的脑力活动本身就是放松。

我第一次到他的工作室，是在家中的地下室。有些昏暗，到处堆满了书。角落里有一个狭小的空间可以写作：一个桌子上放着他堆放在书丛中的笔记本电脑。绝大部分人不可能在这样的密闭环境里专心致志的工作。

与精神上的勤奋相关的，就是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无欲无求。一个没有什么物质欲望，极度简单、极度简朴的人。一心都放在学问和知识上。老教授自己开一部几十年前的丰田。衣服装束都是旧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欲望和需求。我依稀记得Charlotte说他很“抠”。这个“抠”是开玩笑的：傅高义完全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人。他对金钱和物质没有兴趣，也不愿意把钱花在没有用的地方。但他极度慷慨：《邓小平时代》版税上百万美元，他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一个多么高尚的人。

这种无欲无求、完全脱离“低级趣味”的纯精神人格，大概是普通人很难理解的，在现代生活中也是见不到的。但这样的人是存在的。

傅高义教授生活极度自律。绝对不会放纵自己。在国内陪他参加过应酬活动。他绝对不会贪杯，酒席毕，回酒店记录重要的笔记。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恒久的自律和坚毅，背后一定有巨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傅高义教授更大的品格是谦虚。Humble。他永远满面笑容，永远的热情开放，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对谁都能耐心聆听，发自内心的尊重对方。我妈妈说：“傅高义太好了。一点也不像一个大教授。多么的善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我相信很多认识他的人都有同感。

而更重要的是，在知识和智力上，他也非常的谦逊，愿意听不同人的意见，包括年轻人的意见。他是这么大的一个学者，而我是这样一个缺乏资历的年轻人，我帮他分析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解读文献，解读访谈的内容与弦外之音，讨论他的写作，他都够非常认真谦虚的聆听并根据需要采纳。我在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如此谦逊的人。

不过，如果说他有什么得意之处，就是他认为自己是极少数熟知研究对象语言，能够用对方母语采访的学者（尤为令人惊讶的是，他精通中日双语）。对于那些仅能躲在文献后面的中国学者，他是有些不屑的。只有访谈，才能获得弦外之音，看到更多的真相。这是他接受老一代社会学训练对田野研究的看重。

乐于提携年轻人、总能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优点，都是他的品质。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人。对方来路不正、心术不正、有企图，人品有问题，是躲不过傅高义的眼睛的。他具备鉴别人的品质的穿透力。

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洞悉，当然也写不出《邓小平时代》这样史诗级的政治社会历史巨著。

傅高义教授对《邓小平时代》的签名题字

最后说说傅高义教授的学术和写作

在中国、日本之间切换写作

傅高义不算多产的作家，耕耘很多年才出一本书。他的研究是在中日之间切换的。

1963年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及其家庭》；

1969年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东》；

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经验教训》

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广东的改革开放》；

1993年出版了《四小龙：工业化在亚洲的扩散》；

2000年出版了《日本是否仍然第一》；

2011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

2019年出版了《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

可以看出，除了《四小龙》这本“小作”外，傅高义教授的作品是在中日期间切换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亚专家。他所看到的中国与日本，很可能分别多于一般的中国与日本专家眼中的中国与日本。

这些著作并非每本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大多涉及特定领域，不去看这个领域的人是不会看这些书的。《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则是受众更加广泛的畅销书。

《邓小平时代》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这里我说两句《日本第一》。彼时，日本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快速崛起，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这时，傅高义写了这本书，分析他认为日本在政府、企业、社会政策、教育文化方面的卓越之处，以解释日本的成功，并认为美国应该了解日本的经验，从中学习。

傅高义给美国人讲述了“日本故事”。傅高义对西方读者提出，应该向东方学习。学习东方人组织管理现代社会的方式。

这本书成为政府与工商业界的畅销书，它不但帮助美国人更加了解日本，拉近了美国与日本的距离（有不少人说这本书是八十年代美国的“日本热”的起点），而且还帮助日本人更加了解自己——因为这个日本故事，是美国人所提供的“第三方”视角。美国人从另一个文化来，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显而易见，今天的中国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很像。差别在于：中国远要比日本更大，中国形式上属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阵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美国/西方构成根本的、范式的、形而上的、存在意义的挑战。而日本是被纳入西方体系的，只被认为为西方体系带来了一些有趣、无害的多样性（diversity）。

所以，在今天对美国讲中国故事，远比在八十年代讲日本故事要难。

但只要把这些政治标签去除，不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维度，而从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有历史及价值传承的社会及人群的角度去看，会发现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崛起是一回事。

独特的知识结构和经历使得他能够去除意识形态偏见。

傅高义教授是一个极为少见的能够跨国别的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学者”：他同时掌握日语和中文。按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日语比中文还要好，尤其是在阅读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掌握被研究对象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不仅仅要能读，还能说，能交流，能用之工作，能用之与当地人互动——这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对象的社会、场景、生态，并与研究对象建立直接的联系，理解他们的处境，甚至建立共情。这是躲在文献背后通过阅读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同时熟知中文、日文，同时研究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会有怎样一种效果？笔者以为是这样的一种效果：他更能把中国和日本（乃至韩国、新加坡等）看做是一个彼此有共性，与西方存在差异的文明体——尽管中日也存在很大的区别，但中日的区别可能远远小于中美或美日的区别。傅高义教授在过去几十年穿插研究中国和日本，东亚文化的共性可能是他最大的发现。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别，他肯定也不是简单的按照政治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日本 vs 共产主义的中国）来区分。

与跨区域语言能力和研究覆盖同样重要的是——生于1930年代的他，属于冷战前的最后一代人。他的导师、同龄同事、朋友也都生于这个年代。他们亲眼目睹了冷战的开端、意识形态阵营的对立、世界的撕裂，到冷战的结束，矛盾的消解、和解。政治意识形态标签是短暂的（temporal）、偶然的（contingent）、流变的（fluid），但国家、社会和文明是一直存在的。这种历史经验与认识，使得他们能够跨越意识形态阵营的阻隔。

要知道，这样的知识结构与历史经验背景是极难取得的，也因为这种特殊性，使得傅高义不可能用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标签和成见去理解中国。从大半个世纪前的最一开始，他的做法就是“去政治的”（de-politicised）、“非政治的”（apolitical），希望还原政治标签、偏见、刻板印象（stereotype）背后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真实的历史。《邓小平时代》也正是这样一本书，试图帮助读者拨开云雾，走进当时的中国，讲述一个有情怀、有魄力的领导强人如何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承担历史担当，推动历史转折，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把数亿人拉出贫困的伟大壮举。邓小平时代的故事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而是中国人的故事，是世界的故事。

随着时代变迁，学术进一步的分工细化，政治空气的变化，新一代美国的中国专家已经很难再具备这种历史观，这种视野，这种格局，这种情怀。他们被大量的框架和范式所约束。

《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出版在2011年，一下已经快十年。但要对美国公众讲述中国故事，现在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难了。在今天的环境下，写写中国近代史还可以，但有哪个美国学者敢写本书叫《优秀的中国——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的经验》？从去政治化的角度写一本新时代的中国？这样的东西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甚至，在新麦卡锡主义下，会被认为是由中国指使，旨在影响美国政治和舆论的政治工具。

退回到傅高义的中国故事。笔者今日还坚持业余写作，时不时也会见见企业家/工商业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会一会外国友人，我也在讲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实际上也就是傅高义讲的中国故事：要尝试摈弃意识形态标签和偏见，要看到中国是一个有自己历史传统、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观与社会组织方式的文明古国。它是今日东亚文明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核心部分。这些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与社会组织共性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远远大于他们在政治制度上的形式差异。中国再崛起的故事，是一个古老文明重新步入国际舞台的故事，是一个东亚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二十世纪初自欧洲大陆蔓延开来的左翼红色政治的新的代理人的故事。

朴素的写作

傅高义写作的另一个特征是语言极为朴素，什么人拿起他的书阅读起来都没有障碍。这让人想到另一位老汉学家史景迁：他们都是善于讲故事的人。

略有不同的是，傅高义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他接受过严格的社科理论训练，对社会学里的各种理论范式都很熟悉，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套路”过来的。

但他认为理论化的、艰深晦涩的写作没有意义，在术语背后潜藏的可能是空洞、肤浅和缺乏实质。厚重的理论堆砌也会限制写作的传播。

傅高义对好的写作的标准是：要能够让“下里巴人”看明白。他经常打趣说会让他老家俄亥俄小镇的父老乡亲们看看他写的东西。如果他们能看懂，就说明写作成功了。

这是真正的高人。而且，能够把最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说清楚，是高人中的高人。

傅高义很早就摆脱了社科理论框架和范式的束缚。一方面，他不再使用定义不明或没有必要的概念、术语、框架，另一方面，他也无意构建大框架、大理论，不搞宏大叙述。我们看，他研究中国这么多年，是没有提出一套宏大叙述的，他没有在构建理论和体系。他只是在还原历史、事件、人和本原。

就《邓小平时代》一书而言，很难说他的工作和历史学有多大区别。我不认为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而是跨越、脱离了学科，他是”post”或“beyond”disciplinary的。摆脱了现代学术体系的束缚，也使得他能够更加自由的研究与写作，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相。

对研究对象的共情/情感联系

他对写作对象有很大的共情。包括对中国，对中国人，对邓小平（对日本也是）。甚至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这点他自己也不否认。这一条会招致的显而易见的批评是：如果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情感联系，就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当时我就很注意这一点。在帮他安排访谈时，我会安排各种观点不同的人供他参考。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年代最初也是经历过激烈争论的。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或者也不能叫“派”，就是不同的团体和观点人群。他们对当时各种人物和各种事件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傅高义教授用最大的热情和勤奋去接触尽可能最广泛的人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所有人交流，记录和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最后，他与各“派”的老同志们都成为了朋友，获得了人们的一致认可。我们现在看到的成书，也是他的集大成者。

他极为谦逊，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力一定长于中国学者。“他们在体制内，有些东西他们不能写”。他认为他作为哈佛大学老教授的特殊身份也使得研究对象能够对他敞开心扉。“如果看到中国学者，他们反而可能比较警惕，有的话不愿意说，但看到我反而就愿意讲”。“所以我的身份很特殊，让我得到这么多宝贵的材料。我有很大的责任，帮助中国的知识分子写下这段历史”。

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老人，替我们书写中国故事。

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但总会有人觉得，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投入情感会影响客观性。我当时也偶有这样的感觉。但经历时光，我发现这是老人的经验和智慧。他对历史上的政治人物都很熟悉，欧美不用说，还有亚洲的治国者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政治领导人与政客（许多是他的朋友）、到李光耀，到朴正熙。他对中国当代史很了解，熟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个政治领导人。所以，他是站在更广、更长久的人类历史维度中，在更大的样本里，发现了邓小平的不凡之处。

邓小平的故事与毛泽东建基业的故事不同，邓小平是在毛泽东建基业的基础上，把中国推向了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道路。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故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故事，对全世界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应当向全人类讲述。

回头再看看现在西方的中国专家，一大批是对中国批判的，并且在心理和智力上与中国保持一臂距离（arm’s length），实质带有居高临下的审视、批判态度。我在中国接触到的绝大多数西方媒体记者也是：哪怕他们已经学会了中文，尝试用有限的中文与当地人交流。

但傅高义不是这样的。他真正的欣赏、尊重、热爱他的研究对象，平等的对待他的研究对象。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从“灯塔国”来的人：以美国的视角看中国

在涉及中国的制度和一些具体问题乃至事件的判断上，傅高义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和美国的中国专家和华人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热衷于批判中国体制，进行价值判断。

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研究中国改革年代初期，接触的那一代人，很多都把热情构建在否定“前三十年”的基础上的，对中国体制有大量的批评。那是“河殇”的一代，向往“灯塔”和“蓝色文明”的一代。他们对美国的自由和民主非常向往，另外也非常理想化（绝大多数人没有去过美国，也不会英文）。他们当然也希望傅高义对中国制度进行批判。傅高义往往会应景呼应，然后苦笑。一般来这么几句：“美国啊，我们也有我们很多问题。我们的政客啊，一心搞政治。考虑他们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没有人考虑老百姓的生活，没有长期的想法。”

我可以肯定这些中国对话者并不知道傅高义在说什么。傅高义并没有有意对中国体制问题的判断和批评，只是，他来自一个政治上极度复杂，有着同样多政治问题的国家。他是美国的局内人，他看到的是美国的各种制度流弊。从他本科的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到余生再未离开的马萨诸塞/哈佛大学，都是全美国最“自由派”/“左派”，对美国政治批评最盛的地方。对于一个既了解中国又了解美国的美国人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中国的“灯塔派”更多的呼应。

这又是傅高义的不同之处：他来自美国，了解美国政治，了解西方。他也是美国的爱国者，但没有对西方的理想化，能够客观评价西方的不足和流弊。在这个认知前提下，他看到了日本模式，看到了中国模式，从中发现了许多值得美国人学习和研究的制度和文化优势。他写作的假想读者当然包括中国和日本读者（《日本第一》是日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非虚构类外文翻译作品），也是美国公众。他希望向美国讲东亚故事：不同的政治、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机理，不同的价值观——包括东亚（尤其是中国）儒家社会注重教育、勤奋、勤勉、顾全集体、以历史价值为导向的负责任的政治强人。他希望美国能摈弃对这些东方国家的偏见，从这些东亚国家里了解人类社会的成就，吸收他们的精华。

他认为不同国家、文明、制度与社会就应该相互学习，消除误解，消解隔阂，更好的融合以推动人类的进步。

显然，这使得傅高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西方一般的中国专家，也超越了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实际上在做更加伟大的事情：促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尊重、融合与共同发展。

而他的写作对中国读者同样重要：这是一个深谙美国政治的美国人。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讲述的中国故事、东亚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自己，是我们一定要聆听的。

傅高义教授的价值，他的可贵，只有经历更长时间才会被发现。

关于美中关系

上月，他给我写信，提到中美关系。他对中美关系还抱有希望，说现在的美国让他失望，但他也相信美国足够多元化，有纠正力量。七八月份，他还认为在美国大选前，就美中关系美国舆论上还是会出现一些“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声音。据我所知，这些主张对中国采取不同策略的不同声音并没有出现，至少没有引起关注。这是非常遗憾的。

傅高义是真正有情怀的学者。他不仅仅是学者，更是大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像他这样理解中国、敢出来为中国说话的人，在当下美国政治空气里早已被边缘化。美国政客懒得理会傅高义的意见——因为人们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而这与现在的反华主旋律不合。

美国处在这样的状态，已经不仅仅是不利于美中两国关系的问题了，更是美国自己的不幸和可悲。中国仍然在研究和学习美国，但美国不愿摘掉对中国的标签，不能正视中国，而希望全面否定中国。

最后的写作计划

前些年，他在思考下一步写作对象，在两个人物之间发生纠结：是写朱镕基还是胡耀邦。

就这个问题，我在2014给他写过一封长信，从不同角度建议他还是写胡耀邦。我当时认为，他在《邓小平时代》里对胡耀邦的刻画是不够的，而他毕竟年岁已高，对邓小平时代研究有大量的积累，现成的素材很多，协同性非常强，应该加以利用。另外，那时中国正是反腐攻坚的年代。胡耀邦是党内非常特殊的一股价值力量。傅教授接受了我的建议。

但是后来他自己又加插了一本中日关系的书。因为他一直担心他用毕生研究的两个对象：中国与日本——这一衣带水的两国相互关系搞不好，希望在有生之年做点什么。这个心愿算是完成了。不过，胡耀邦的写作计划就因此顺延了，结果最终未能完成，甚是遗憾。

傅高义教授已经仙逝。他的另一个助理窦新元去年也身故。许多采访对象都已作古，成为历史。但《邓小平时代》这本伟大的著作留下来了。这是留给全世界的遗产。

伴随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二十一世纪不可阻挡的崛起，傅高义教授的价值将逐渐地、进一步地被发现，产生更大的影响。更多的人会翻看《邓小平时代》，了解几代人的中国故事。

傅高义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治学，他的品格。他的慷慨，他的笑容。一切都历历在目。我感谢他对我的教诲，传授我的知识、洞见与智慧。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机会，感谢他对我的提携。迄今，我也仍坚持在业余时间写作，也是希望传承他的情怀与使命：传播知识，讲中国故事，促进东西文明融合，推动社会进步。

向一代学人智者傅高义教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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