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00614

　　北京已经连续50多天没有本地新增确诊病例，这两天突然在新发地批发市场爆发，有些扑朔迷离。网络上就病毒源头、后续影响有许多探讨。

　　笔者的几点观察：

　　1、 这是中国在防疫抗疫基础设施已经非常成熟完备下进行的一次大考，将为全国及世界交出很好的答卷

　　COVID-19还在全球肆虐。全球病例正在逼近800万，病死人数超43万。笔者之前反复写道，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和个人医疗（medicine）是不同的，公共卫生依赖的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医疗技术，而是整一套防疫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措施。而由于政治、法律、价值、文化等多种因素，很多国家——特别是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某些西方国家——譬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会发现在COVID-19这种传播性、侵入性极强的传染病下，无法为了防疫的目的在公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建立平衡，不能说服个人牺牲自由与隐私来配合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卫生努力。这些社会必然无法建立像中国一样有效的公共卫生防卫体制，只能选择放弃“中国模式”的防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这样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的防疫抗疫表现会如此之差。许多人对美国这次疫情表现如此之差大跌眼镜，但实际上美国防疫的失败从第一天起就是注定的，没有任何一个总统会改变事实。

　　而回到新发地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疫情爆发确实是一次大考。毕竟新发地市场位处拥有两千万人口的首都北京，是亚洲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覆盖北京乃至华北每个城市与区域的食品物流网络甚至部分海外农产品市场，同时雇佣着数十上百万的就业人口。疫情在这里爆发有一些必然性，也有一些偶然性。稍微管理不当，疫情就会通过食品供应链网络向各地传播。

　　所幸在出现数个病例之后，有关部门立即利用强大的防疫基础设施全面行动，利用大数据行迹追踪锁定了新发地批发市场，对现场环境及时检测，并进一步锁定大数量级密集接触人群有序进行非常迅速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及时向社会公布病例情况及活动者区域并对重点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这次，北京采取的是比较精准的措施，能够将病毒的活动及响应集中控制在个别区域而减少对全城的影响。）

（2020年6月12日，暂停营业的新发地市场门口有警卫把守。）

　　应该说北京的准备是极其充分的，政府与人民的应对是集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抗疫经验教训之大成，笔者有三个深信：

　　一是这次爆发应该很快能够控制住（中国会交出完美的“作业”）

　　二是换作任何其他国家，遇见这样棘手的情况，均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应对和控制。（中国交出的作业在全班“排名第一”）

　　三是如果换作美国，将交出非常糟糕的答卷，这次疫情看来，美国根本就不具备有效的公共卫生响应能力（在全班“排最后”，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仿）。

　　笔者深信COVID-19疫情之后人们对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比较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2、常态化的防疫和COVID-19最不愿意投胎的地方——中国

　　到处都看到标语说“疫情尚未结束，防疫不能松懈”，但实际上松懈是很难避免的。疫情的再次爆发可以让人们有所松懈的神经重新紧绷。一些人可能对公众场合进行的体温测量、访客登记等措施有些厌烦，特别是在响应机制下调后。但这些措施作为一个整体就是我们防疫COVID-19的公共卫生防护网/安全网，是一整套的基础设施。一旦疫情出现，我们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快速响应。也正是在疫情出现的时候才会让我们意识到这套基础设施的宝贵及必要。

　　另外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形势也再次告诉我们平时佩戴口罩，注意个人卫生，保持社交距离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只要这些生活及行为习惯存在，COVID-19（及其他呼吸道传染病）就不容易传播。所幸在北京大部分人在公众场合仍然佩戴口罩（尽管已经有50多日没有本地确诊病例），在疫情出现后立即主动采取社交隔离（这两天街上的人流显著减少）。人们已经有很强的防范意识。个人自主配合、服从社会的防疫大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和标准，作为一种观念和理念已经“内化”到个人了。这在全球来看都是罕见的，可能只能在东亚社会找到。

　　同时，2020年6月份北京市民的心态与1月份时的国民已经完全不同——人们亲眼目睹、比较了中国政府及其他国家地区防疫抗疫的真实表现。现在市民不再会盲目的、非理性的恐慌，不会被负能量和怀疑所主导，相反，对政府防疫能力充满信心，对政府真真正正投下了信任票，深信在合力之下疫情很快能够得到控制。这种信心和信任是中国政府通过过去几个月抗疫成果转化回来的政治信用与资本。

　　2020年，如果COVID-19是一个智能生命，被问及它最不希望到哪个国家投胎，笔者相信它会回答：中国。中国已经布下天罗地网，COVID-19很难在这里生存与传播。病毒如果有得选，当然会去公共防疫基础薄弱（甚至全然不存在）的地方，其中包括美国。

　　此外，笔者相信今年全国包括流感在内的各种呼吸道传染病病例都会下降。经过COVID-19疫情，中国经历了某种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的“洗礼”，至少在短中期内形成了一波防疫“红利”。因此，除了新冠病毒外，今年疫情最大的“受害者”是其他一众流感病毒。

　　3、防疫常态化之下，就更要算好经济账

　　新发地市场（包括北京新发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及北京新发地国际水产城等）是亚洲最大以及全球最大之一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这里不光关乎北京及华北的菜篮子，还有无数的就业和生计。

　　今天网络上流传各种食品，包括大量运送到市场的农产品被处置，有数万人在新发地市场及周边工作的人隔离。这些货品及工作时间的损失都是有巨大经济代价的。因为严格防疫导致的经济损失需要由谁承担？在企业、市场（包括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个人及政府之间如何分担？这就是经济账怎么算的问题。防疫和抗疫对全社会而言非常重要，成果是全社会共同享有的。但防疫是有经济代价的。如果防疫常态化，那就不得不更多的考虑经济账的问题：政府如何帮助在防疫中蒙受损失的企业及个人。

　　我们看到许多发达经济体并不擅长防疫，实际上无力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防疫网络，但却非常擅长从经济上救济、保障中小微企业及个人。这里面有极端的例子，譬如美国，一方面政府财政能力本身就比较强大，另一方面美国还掌握全球铸币权，能够直接通过印钞将成本转嫁至全球。在防疫无力的情况下就通过“派钱”给企业及个人舒缓救济，共度难关，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东亚发达经济体普遍做得比较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一方面防疫工作本身做得不错，另一方面政府也积极对企业与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包括今年2月财政预算案公布了1，200亿港元刺激经济措施（包括了向香港永久居民每人发放1万港元现金）以及首轮300亿港元防疫基金，4月份又推出1，375亿港元第二轮防疫措施。两个多月内推出近3000亿港元的抗疫支援，相当于2019年香港GDP的10%。

　　目前全国复工复产，但很多行业在疫情冲击下遭到重创，企业关闭、个人失业的情况绝不在少数。很多行业和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很薄弱（例如可想而见这次新发地事件对日料等餐饮行业的影响）。所以再看到防疫工作时，笔者会更多的考虑经济账，如此多的农产品货物被处置，背后的经济代价究竟由谁来担负？

　　防疫抗疫如果是短期化，那大家辛苦一两个月，举国共克时艰是可以的。但如果常态化，变成持久战，那政府就需要算好经济账，考虑到什么样的行动和措施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承担这种经济代价。

　　4、新发地市场疫情爆发事件会进一步加深国内外对COVID-19病毒源头的分歧：背景

　　笔者这两天关注了一下海外媒体，报道关注非常至少，基本就是描述了一下事件。毕竟目前病例并不多，尚没有引起海外舆论的关注。

　　1） 三种COVID-19起源论

　　笔者将COVID-19起源论归为三种。

　　第一种：COVID-19中国起源论——认为COVID-19最早在中国爆发（在中国境内具体起源地可能是武汉，武汉周边地方，或者华南例如深圳等广东省内地方，但爆发地在武汉）。这是目前除中国以外全球舆论的共识，是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基本看法。科学界会认为目前所能掌握的各种实证证据都指向COVID-19发自中国，中国起源论是截止目前为止解释COVID-19的最可信的说法。不过，中国起源论仍然只是一种“假说”或“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认，其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和理论，也是随时可以被相反的、更好的证据所证伪、推翻。只不过这样强有力的证据尚未出现。

　　第二种：COVID-19中国以外起源论/“异地”起源论——认为COVID-19来自中国境外，由外输入到中国境内，在武汉爆发并被中国卫生体系发现。过去几个月以来坊间流传的所有关于“外国更早即出现病例”的信息都可以归于异地起源论。在诸多异地起源论中，指向性最强、政治性最强的为“美国起源论”。其他起源论实际上都不成气候，可以和“起源不可知论”合流。

　　目前，中国以外起源论/异地起源论的支持者及受众群体，除极少数美国本土反政府阴谋论者外（笔者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美国的反政府阴谋论传统），应该都在中国。异地起源论在中国的坊间极有市场，深入人心，在外部政治环境恶化的情境下，许多国人都开始接受并深信异地起源论。这种观点在中国政府内也有很多响应者和支持者——这未必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只是因为政府官员/公务员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和普通人一样受到国内舆论场各种信息流的影响。今年3月中旬，中国外交系统官员在推特上呼应了“美国起源论”，在海外引起轩然大波。

　　第三种：COVID-19起源“不可知论”。持不可知论的人士认为，除非有100%的确凿证据认定病毒源自中国，否则就不能针对病毒起源做任何有倾向性的判断或意见，譬如笔者所说的目前我们掌握的实证证据指向病毒最有可能在早期发端自中国——这种陈述是不可知论者绝对不能接受的。

　　持有不可知论在逻辑和认知上有几个特征：

　　一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往往同时吸收了中国起源论及异地起源论的许多信息，到最后实际上是无法形成独立判断的，遂选择“不可知论”。对很多人来说，“不可知论”不但在政治取态上更安全，而且在认知和逻辑上也更高维，属于“批判思维”、“不轻信”、“不盲从”。但不可知论也是一种认知上的虚无主义，甚至具有反智特征，一旦陷入，很难跳出。

　　二是陷入某种逻辑陷阱，将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与对一个立论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混同。所谓可证伪性，指在科学的认知论下，任何理论都是可以被推翻的，永远不存在绝对的理论。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没有人可以对中国起源论做出绝对判断。任何一个反面证据都可以推翻这种理论，问题只在于这种反面证据出现的可能性及概率到底有多大。合理怀疑指的是反方提出了相当强的反向证据，对一个假说或理论提出了实质的挑战，动摇了其根本的置信基础。

　　实操中，由于病毒起源的研究是科学性的，所以任何研究的样本和分析方法都是有局限的，分析不可能完满，在做出结论之后，几乎肯定会跟上一句限定性表述：“我们是在有限数据样本基础上进行分析……”。而对于“不可知论者”来说，这样的表述已经构成了推翻中国起源论的充分条件或实锤。实际上，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倾向，则提供再多的证据也无济于事，因为不可知论者关注的是不完满部分和可证伪性本身。他们永远无法被说服。

　　2） 异地起源论及起源不可知论的背景与基础

　　今年1月份疫情初期，国内舆论里完全是本地起源论，人们抨击吃野生动物的劣习，批评政府监管不力。在2月份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阴谋论盛行的情况——例如围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各种说法。但到2月下旬开始，伴随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国际反华舆论借疫情攻击中国，异地起源论开始出现。其中最有代表的是“美国起源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有无数的主流/非主流/正规/非正规/的媒体/自媒体开始报道异地起源论。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网络舆情传播中自媒体（或个人）对一系列研究病毒起源及演变学术论文的利用，通过不准确、断章取义甚至错误的引述来迎合异地起源论，经过各种海量的网络信息，再加上白宫/Trump对中国的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病毒”）在中国人心中引发的愤怒，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异地起源论”或“起源不可知论”的支持者，脱离乃至否定了COVID-19最早发端自中国的假说/理论。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民众中还有多大比例的人相信中国起源论，可能有相当比例的人士已经支持异地起源论或起源不可知论。有兴趣的人可以就这个问题做一个民意调查，我想结果会非常有趣。

　　之所以排斥或否定COVID-19中国起源论，笔者以为有两大原因，都不是指向实证，而是指向心理的：

　　一是受到反华舆论的影响，认为承认中国起源就意味着中国要为全球的COVID-19疫情承担责任和义务——甚至需要对国际社会承担赔款责任，这种负罪感（或对负罪的担忧、抵触、恐惧）使得人们在心理上变得非常不愿意接受“中国起源论”。

　　实际情况是，人类历史上充斥着大流行病，从来没有听说过病毒起源地要为其他地方买单负责的说法，到本文发布的今天，美国防疫极为不力，全国确诊200多万例，还在向全世界输出病毒，那么这个病毒传播的账应当如何算？难道不是每一个防疫抗疫不力的国家都应当对被传播国的疫情负责？发现病毒输入自美国的国家应当向美国寻求索赔么？显然既不合理，也不现实。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遵循同样的逻辑，2008年，美国因为自己的金融监管不力导致了次贷危机，并将金融危机向全球输出，引发了多年未见的全球经济危机及衰退，这个账又怎么算？各国应该向美国索取赔款么？显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全球化注定人类社会融为一体。如果这种想法——即对传播、输出风险的国家予以问责及制裁——成为国际实践，那它将在瞬间终结全球化。实际情况是，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想法。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如果需要反驳，也很容易进行。

　　二是认为只要病毒起源自中国，就必然会带来中国污名化。当看到Trump说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时，他们下意识的反应是，为了让Trump停止使用这个标签，只有努力证明病毒并非中国/武汉起源，推翻中国起源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认为，如果病毒真的源自中国，那我们对“中国病毒“说就无力反驳了。这样一种不自信。使得很多人把注意力转移到反驳中国起源论上。

　　实际上，世卫组织、学术界/科学界、西方政治主流及知识分子（主流自由派及“白左”）、西方世界的亚裔对此态度、立场是很明确的：无论病毒起源自何地，都不应该把这个地方或所在的国家用于冠名这个病毒，以避免形成污名化和歧视的影响和效果。所以，即便病毒真的发端自中国，Trump也不应该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因为这种说法构成了对中国及华裔的歧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根本不认为病毒起源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但在中国，正由于害怕国外/西方的指责，很多人在有限的证据面前即转化为支持异地起源论或起源不可知论者。实际上这已经是中国许多人的集体思维：认为只要对“中国起源”予以承认或不予拒绝，就会迫使中国承担COVID-19全球疫情的污名和责任。笔者以为这是反华政客及舆论设的一个局，一个议程设定。而中国跳到了这个局里，陷入了起源论之争，到现在已经很难抽身了。这其中关键不在于坊间怎么看——中国民间可以有任何看法——而是中国官方的话语。从外交部过去几个月的讲话和陈词可以发现，对“异地起源论”的暗示及对“起源不可知论”的坚持已经是中国针对COVID-19外交话语及官方辞令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官方的这种取态是从一位官员在三月份的一个推特开始的。他以个人身份援引了“武汉军运会输入论”暨“美国起源论”，这其实是极不友好的国际形势面前（主要来自美国白宫），中国外交系统为了反制，对国内坊间舆论进行的某种呼应。至此，异地起源论正式进入官方话语。只不过是这一说法在国际社会上是没有市场的，完全是中国坊间的传言。官方援引、呼应了这种坊间说法，瞬间使得事件升级。外国人不知道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代表中国官方的态度，以及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是中国官方在民间宣传的结果。中国外交系统三月份的这个做法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比较大的负面反应，以及美国舆论的愤怒。其中，Trump本人对此极为愤怒，引发了反华的升级攻势。

　　外交系统的这个行动对中国没有起到什么正面帮助，相反是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这个负面作用之大，恐怕超出很多人的估计。笔者甚至认为，起源论问题是中国在COVID-19疫情的国际舆论上处于被动的最大单一原因。

　　而由于中国与国外现在有点处在平行世界的意思，我估计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会感到难以理解，认为中国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或隐藏着什么重大事情。

　　在负面反馈中，中国值得退回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角落”，呈现的取态是，一是继续回避中国起源论，二是在短期内坚持起源不可知论，三是支持科学的独立调查，把问题尽可能推后，转移当下的焦点。

　　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坊间舆论怎么讨论都可以，但官方不应该介入起源论。

　　如果中国官方提及异地起源论，外国人会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中国政府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认为政府在自上而下、有意识地在进行对内宣传（“洗脑”）。他们会认为这种说法偏离事实，混淆是非，且由于指责病毒由外国输入，由输出阴谋论的嫌疑。这会引起外国人对中国很大的负面情绪和不信任。

　　而中国官方如果援引“起源不可知论”，则给外国人形成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在避重就轻、玩文字游戏，不愿实事求是，是没有担当的表现，也缺乏诚意。

　　无论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认为外国人的看法有多么的不合理，有多么带有偏见，但在2020年，这就是国际舆论的看法。笔者只是在此指出不方便的事实而已。

　　小结：在当下，中国人无论提及异地起源论，还是提及起源不可知论，在国外引起的反应都会是负面的。而在当今的“平行世界”下，大多数中国人是很不了解国外的舆论和想法的，对外国人的负面反应同样会感到不可思议，并进一步将其归于反华或歧视。

　　但如果有人说中国根本不在乎外国的想法，那一定是假的。如果中国人不在乎外国人的说法，那就不会在病毒起源问题上做过多纠结。之所以对起源论纠结，就因为不自信和负罪感。

　　美国人会纠结2009年H1N1猪流感的起源么？完全不会。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大脑。

　　COVID-19起源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议程设定”——部分西方反华政客将COVID-19中国起源与中国罪责及中国污名相等同，而我们的政府和国人为了应对这部分西方政客的批评和指责，陷入其中，开始论证及支持COVID-19的异地起源或不可知论，从而在更广泛的西方世界及国际社会里得到了负面评价，落得一个不实事求是、输出阴谋论的名头。

　　真是冤枉。

　　笔者认为COVID-19起源论是一个最大的坑，是一锅粥里的苍蝇，完全不应该介入。

　　但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发生了，其背景和经过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一切都已经变成历史，最重要的还是总结经验教训。

　　5、新发地市场疫情会进一步加深国内外对COVID-19病毒源头的分歧：具体分析

　　现在让我们回到北京新发地。

　　在平行宇宙下，中国与西方及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诠释与看法。

　　1）中国的看法

　　今天（6月14日）晚间，北京疾控中心专家表示，“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是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与输入性有关。但到底病毒怎么来的，还无法确定。有可能是污染的海产品或肉类，或者进入市场的人通过分泌物进行传播。”

　　新发地批发市场疫情爆发事件，如果说在中国境内对COVID-19起源论会产生什么看法的话，就是使人们更加相信异地起源论或起源不可知论。

　　——“新发地的病毒来自欧洲，那么去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毒难道不很有可能也是境外输入的呢？”（异地起源论）

　　——“新发地这件事充分说明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个病毒我们知道的太少！”（起源不可知论）

　　如果有人做民调，大概率会发现，新发地疫情事件之后，相信异地起源论和起源不可知论的中国民众比例上升了。

　　2）美国/西方/国际社会的看法

　　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新闻根本不感兴趣，少数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也只会看看标题和大意。

　　在西方，新发地农产品市场爆发疫情只会帮助他们加深一个看法，即COVID-19为中国起源，与中国人处理的野生动物及卫生水平有关。COVID-19就藏在中国人处理的某些野生动物宿主身上，新发地市场只是又一个武汉野生动物交易市场“wet market”。同样或类似的动物就是病毒宿主，这次只是在北京爆发了。

　　——“COVID-19的病毒一直就在中国。在某些动物宿主身上，它从来没有被正确处理过，这只是另一次爆发。”

　　——“中国关于境外肉类品/海产品输入的说法根本不可信。他们只是一贯的套路，想把起源地甩到国外。中国的说法根本不可信。他们甚至可能连疫情数字都是假的。”

　　——“估计因为是在北京，政府觉得没有办法掩盖吧，只得披露，同时还把病毒来源说成是国外。”

　　这些国外人士不会花一秒钟关注中国国内提供的关于新发地病毒输入的证据。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国。

　　因此，新发地疫情爆发事件只会让国外人士更加相信COVID-19中国起源论。

　　新发地疫情事件会使得中国更加相信COVID-19的异地起源/起源不可知论，而让国外（特别是西方人士）相信COVID-19的中国起源论，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

　　但这就是不幸的事实：2020年的今天，中国与西方的认知鸿沟如此之巨大，使得人们已经被隔离在“平行宇宙”的两端，在很多问题上已经无法找到共识，无从对话，在同一个事件上不会增加信任和共识，而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扩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