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GHSI——“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研究

二、GHSI TOP13国抗疫与中国抗疫比较的结果

三、比较结果要点

四、对GHSI研究的初步讨论

五、对GHSI研究的进一步讨论——影响抗疫的其他重大因素

    1、未知、新型传染病的防控显著地难于已知的、常态化的传染病

    2、对病死率较高、社会关注度较大的传染病的防控要显著难于普通传染病

    3、传染性及隐蔽性都很强、突破我们对传统呼吸道传染病理解的疫病更难防控

    4、上了战场才能见分晓，纸上谈兵都是没用的

    5、全球一体化之下，不能孤立地、静态地看单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

    6、不能低估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作用

    7、不能低估政府-社会关系的作用

    8、不能低估社会价值的作用

    9、不能低估特定政治价值的作用

    10、不能低估各种社会组织与居住方式的作用（从“封闭式小区”说起）

    11、不能低估社会/个人行为因素

    12、不能低估家庭组织方式的因素——从老人到单亲家庭

    13、不能低估新技术手段和配套基础设施的作用

六、人类个体与社会的多样性就是人类繁衍发展依赖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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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GHSI——“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研究

 

今天我发现这样一张图：

 

 

好眼熟——这不就是最近COVID-19疫情暴发最严重的那些国家么。

 

发现这个表格来自2020年2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对于突发卫生事件，这些国家准备得最充分》 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0/02/dui-yu-tu-fa-wei-sheng-shi-jian-zhei-xie-guo-jia-zhun-bei-de-zui-chong-fen/ 文中引用了一份发布于2019年10月的报告《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GHSI”）。研究机构是“核威胁倡议”（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及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于是我下载了这份报告。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发现这是一个耗费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与13个国家21名专家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共同准备了一个包括六大领域、34个主要指标、85个次要指标的140个问题，用全面框架评估了195个国家防控传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这六大领域包括：1、预防；2、检测与报告；3、快速反应；4、卫生体系；5，遵循国际标准；6、风险环境。应该说十分全面。

 

 

最后结果很直观，把195个国家在六大领域按100分制打分，然后算出一个综合总分。我们看到图就是综合总分排名：

 

 

报告中，全球所有国家平均分40.2。“高收入国家”平均分51.9。除了少数个别例外，排名基本和综合国力/发达程度/人均收入等对应。

中国得分48.2，全球排名51。

 

研究报告认为，全球在国家卫生安全方面有“根本性薄弱”。没有一个国家为应对流行病或大流行病做了充足准备，每个国家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研究报告提出了33项建议。

 

当然，报告里也列出了优等生——综合排名得分最高的13个国家。他们被称为“准备最充分的国家”（most prepared）。

 

笔者去看了看这眼熟的13个国家对抗COVID-19的表现，并将数字与“中国内地”、“湖北”、“中国内地（不含湖北）”进行了比较。

 

中国内地很早就对武汉/湖北进行封城封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共卫生一级响应，实行全面防控。在中央推出强力措施后，湖北以外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疫情暴发。

 

湖北以外的数字与湖北本地数字相距极远，几乎就是两个世界。湖北有大量本地社区及家庭传播，医疗资源出现严重挤兑，所幸获得全国驰援才挺了过来。中国其他省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通过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对COVID-19进行了防控。从这个角度来讲，13国的挑战与处境更加接近中国内地其他省份：COVID-19是输入性的，相比原发地而言，更加可防可控，且13国还有额外4~6周的时间去准备和响应，可以充分借鉴中国/湖北的经验。

 

这就是笔者决定将13国数字与中国湖北以外其他省份进行比较的原因。

 

二、GHSI TOP13国抗疫与中国抗疫比较的结果

 

 

上表的内容：

 

第一部分：1、GHSI“准备最充分(Most Prepared)”Top13国的COVID-19疫情。这里列出了13个国家的累计确诊数、死亡人数等，并结合人口统计了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患者病死率、每百万人死亡病例等数字。这几个数字包括了染病比例、治疗情况、死亡人数（反映疫情对社会的冲击程度）等，能够客观地评估防疫效果。

 

第二部分：2、GHSI Top13国疫情数字合计及均值统计。这里将13国的数字进一步进行统计，先把13国作为一个整体（约7亿人口）统计，然后按国家分开统计计算均值。

 

第三部分：3、GHSI TOP13国疫情数字与中国内地（不含湖北）的比较。分别统计了哪些国家的表现不如中国内地（不含湖北）——在第一部分表格中用颜色标出，然后统计13国各项指标与中国内地（不含湖北）的倍数差距。

 

三、 比较结果要点

 

1. 13个“准备最充分”的国家的疫情防控数字远远不如湖北以外的中国内地——无论作为一个7亿人的整体，还是拆开不同国家分别看。而且，所有关键指标，包括感染率（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治疗情况（病死率）、每百万人死亡病例数（疫情对人口群体的冲击）都有较大差距。具体见图片。

 

2. 中国“第一波”疫情已经结束，数字稳定，13国大部分还只是刚刚开始，数字还在增长——如果把第一次暴发定义为“第一波”，则中国内地第一波疫情已结束，数字稳定，不会大幅增长，主要要防止外地输入引发的“第二波”。而“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不但仍在“第一波”中，且还在暴发初期，数字还在快速发展。

 

3. 现在已经可以提前确定，13国中的大多数国家，感染占人口比率、死亡占人口比率等指标都会显著超过不含湖北的中国内地。至于病死率数字则还要再看。

 

4. 中国数字是可依赖的，但13国疫情数字存在低估的——中国按最高标准对COVID-19进行防控。如果说早期（1月下旬到2月上旬）数字/口径还不完全准确，各省存在标准不统一，到2月11日武汉调整确诊口径，将临床确诊一次性纳入确诊后，该问题基本解决。而湖北以外一直是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统计更加可靠。因此笔者相信中国的数字是比较可以依赖的。

 

相反，目前13国中的一些国家（例如人口最多、排在第一位的美国）因检测标准和检测资源的问题，没有对人口充分检测，对疫情存在严重低估。因此，从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看，13国的实际情况只会比现在数字呈现得更差。

 

四、对GHSI研究的初步讨论

 

GHSI认为全球195个国家中，只有13国称得上对疫病防控“准备最充分”。而在“大考”面前，13国却拿出了这样的“成绩单”。

 

尤其是，13国和中国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疫情最早在中国暴发。13国比中国多出了4~6周的时间可以从容准备和应对。早期发现病毒，确定病原体，研发检测试剂，对疫病建立初步的流行病学基础及防控策略等都让中国做了，中国也提出了全面、系统、严厉的防控措施，效果作用全球都能看得到。13国可以充分参考及借鉴中国经验。

 

而13国据说本来就是全球对传染病防控“准备最充分”的国家，统计出来的各方面能力都比中国强很多，按理说，即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些国家也应当比中国做得更好，但这并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可能是，13国的能力被显著的高估，中国的能力被显著的低估。纸上谈兵没有用，疫情的“战场”面前立见分晓。

 

所以，看完与公共卫生最发达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后，中国民众应该相信，2020年的第一波抗疫，我们的政府总体来说做得是很不错的，应该是在这次事件中的全球优等生。

 

而回到这个跨国研究，专家们搞了半天，如果根本就不能预测各国在具体传染病防疫上的能力和结果，这样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

 

五、对GHSI研究的进一步讨论——影响抗疫的其他重大因素

 

笔者以为，这么多公共卫生专家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综合打分，选出了传染病防控“准备最充分”的国家，肯定是有充分依据的。笔者并不打算“批判”这些国家的防控实际上有多差（实际上一定还是非常优秀的），或吹嘘中国的公共卫生及防控有多好（实际上有大量要改善的地方），而是希望说明，传染病的防控远比人类想象地要复杂，其所涉及的领域也可能也远远超出公共卫生及医疗专家的专业范畴。一些对传染病防控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可能并不在公共卫生专家的视野内。

 

因此，专家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专门去看医院设施、医护人员、卫生体系等因素，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可能只是影响疫病防控效果的一部分。

 

以下是进一步的讨论。

 

1、未知、新型传染病的防控显著地难于已知的、常态化的传染病。所以，应对SARS、COVID-19和应对流感（包括一般的季节性流感和H1N1等）是不同的。新型传染病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更大。一个卫生体系能够建立很好的程序和体系，从容地应对熟知的传统传染病，但不代表其能够很好的应对新型传染病。

 

2、对病死率较高、社会关注度较大的传染病的防控要显著难于普通传染病。前者就是所谓的“飞机安全”问题——能不能造出一个极度安全的民用飞机。如果不能，那航空业就完蛋了。后者是“公路安全”问题——哪怕问题很严重，死亡人数很多，也不会引起公众的关注。英国每年因流感死亡8,000人，美国因流感每年死亡2.7~7万人，但可能已经是在流感领域表现最好的国家了。遇到病死率高的传染病（“飞机安全”问题），社会关注度高、政治风险大、容错率极低，公共卫生系统遇到的不是常态化问题，而是危机管理。

 

3、传染性及隐蔽性都很强、突破我们对传统呼吸道传染病理解的疫病更难防控。就是COVID-19无症状传播的问题。遇到这样的病毒，传统的公共卫生体系可能瞬间被颠覆，根本无法应对，而需要政府强力推行严格的非医疗干预（NPI）措施——例如严格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为了防止传染而封城、封区域、关闭学校、暂停公众活动、限制出行等手段都超出了传统公共卫生的范畴，甚至超出了一般政府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能力。

 

4、上了战场才能见分晓，纸上谈兵都是没用的。 体系搭建得再充分，理论再扎实，人员有再多的素养和培训，只要不上战场，不经历考验，都是没用的。在COVID-19面前，季节性流感甚至H1N1就成了小打小闹，日常练兵，或台下表演。季节性流感每年都要应付，练得再好，也不一定能够预测COVID-19这种一个世纪只有几次的“大考”。所以，COVID-19才是对各国能力的真正考验。能力高低最后要拿结果说化。

 

5、全球一体化之下，不能孤立地、静态地看单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2020年是全球化的社会，有极大量的跨国人口流动。这次欧盟为什么会暴发，正是因为意大利是欧盟的成员国，人口自由流动。斯洛文尼亚、瑞士、法国三个Top13国家为什么暴发？因为接壤意大利。美英为什么暴发？因为和意大利关系近。这和武汉离哪个省近、互动多，哪个省危险是一个道理。而在全球化的2020年，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人口上都是深度绑定的，彼此限定人口流动、封关甚至会有政治阻碍。全球化使得“国门戴口罩”更难。所以，一旦其中一个成员国暴发（相对更落后的意大利），西方国家会发现比那些拥有边境管理更加“独立”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都难以控制疫情，都更加脆弱（vulnerable）。

 

6、不能低估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一个传染力强、极具隐蔽性、杀伤力大的新型病毒就是病毒对人口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共卫生体系只是防疫抗疫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对抗COVID-19的经验表明，非医疗干预（NPI）是极度重要的，而部署全面的非医疗干预的不是疾控专家，不是卫生部长，而是总统、主席、总理。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政治手段，政治动员，通过政治能力来确保执行。政府要与民众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毫无疑问中央集权、举国体制、政府与社会深度“结合”的政治-社会体制在抗疫上比松散的、分权化的、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国家更加有力。这是传统公共卫生评估体系不可能考虑到的。

 

7、不能低估政府-社会关系的作用。这一条笔者在国外新闻上也看见过。“东亚人都在全力配合政府防疫。他们会聆听政府，做政府要他们做的事情（They would do what government told them to do）”这一条东亚人听起来毫无感觉，似乎理所当然，在西方人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西欧）社会理念的基石是个人主义，东亚社会理念的基石是权威主义和家长主义。参考《美国工厂》，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类似与中国企业与雇员的共生关系；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类似于美国资方与劳方的对立、对峙的关系。西方政府的权力有限，需要依赖游说、动员、教育、感化，但不能简单地对民众实施权威主义、家长主义。个人也很难聆听政府。在中国和日韩等亚洲国家，问题会简单得多。

 

8、不能低估社会价值的作用。中国有几个特有的文化。一是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个人要在大的秩序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二是尊重老人——年长（seniority）在中国是有独特价值、要获得额外尊重的。这和西方基督教传统里的同情、帮助弱者（the weak）的理念是不同的。我们看到，COVID-19的防疫抗疫本质上是一个全社会一起保护我们这个社会最尊重的人——长者的集体行动。每个人都带上口罩，尽自己的一份力，配合全社会，做好疫病防控工作。这种集体主义、尊老、护老的行动在强调自我、缺乏对长者（而非弱者）的额外尊重的西方社会不要说难以执行，甚至无法理解。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英美政客的发言。同样的，我认为其他条件相等时，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在对抗COVID-19时会比秉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更强。这些因素也超出了公共卫生评估体系。

 

9、不能低估特定政治价值的作用：这其实是前述政府-社会关系的一个延伸。西方（尤其美国）对政府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社会看重的是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兴奋点是“政府不能对我做什么”，因此片面强调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而中国社会强调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政府能给我带来什么，翻译一下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在这个语境下，在西方社会，个人向政府让渡隐私等权利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看到，中国防疫抗疫中的“非医疗干预”、严苛的社会隔离是非常依赖个人权利和隐私的让渡的。公权力需要从社会卫生安全出发，对每个个体进行严格监控（例如获得其真实的旅行史、接触史），籍此严格贯彻落实隔离政策，才能够保证非医疗干预行之有效。这种做法在西方很难实现。这也超出了传统的公共卫生评估体系。

 

10、不能低估各种社会组织与居住方式的作用（从“封闭式小区”说起）。这个因素太多了，笔者之前写过一些，例如城市化程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多少等等，大家可以举出无数例子。笔者今天只增加一个小的例子：封闭式小区。中国大城市大多是开发商开发的封闭或半封闭小区。前两年一直有监管声音说要打破封闭式小区，效仿西方的街区式住宅。2020年大抗疫后人们会发现，封闭式小区是有效执行社区网格化防疫管理的不可替代的宝贵禀赋！居委会、物业公司可以以小区为单位，以小区外墙为边界，小区大门为关口对小区进行管理。这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封闭式小区突然成了防疫利器。在北京，这种模式还被推广到胡同，只不过人们需要在胡同口设置大栅栏。

 

11、不能低估社会/个人行为因素。随地吐痰是不利于中国控制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卫生习惯。但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因素，包括贴脸亲吻、拥抱等。2020年COVID-19疫情中，影响西方防疫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对口罩的抵触、不接受（not socially acceptable）甚至污名化（stigmatization）。口罩被人们认为是不健康的，影响人际互动，而且代表胆小、胆怯（尤其在美国这样“战斗的民族”里）。另外配合前述缺乏集体意识和尊老意识，年轻人不觉得需要通过佩戴口罩保护他人，也会增加疫病传播风险。

 

12、不能低估家庭组织方式的因素——从老人到单亲家庭。这个尤其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以协助子女养育孙子孙女的情况。相比西方社会，中国有更多的大家庭集体居住（extended family）。这有很多的因素，除了中国更紧密的家庭关系、更强的家庭价值、尊老理念之外，还有与普遍的独生子女有关，使得老人可以投入精力照顾自己独生子女生养的第三代。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在抗疫面前，社会保护老人，老人也成了支持家庭运作的重要力量。西方现代都市社会（尤其是白人），子女大多不与父母居住，父母起不到这样的支持作用。这样，停课停学就有额外的代价。另外，西方还有大量的单亲家庭。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有1,370万个单亲父/母（83%为母亲），养育着2,240万名儿童（相当于全美7,000万左右儿童的有三分之一）。不与老人居住+单亲家庭使得大规模的停学在美国面临额外的障碍。这种障碍和价值观与家庭组织方式相关，是中国人/东亚人不易理解的。

 

13、不能低估新技术手段和配套基础设施的作用。这包括电商、外卖、在线教育等一系列基于互联网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很少有西方国家能够在这方面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相比。其中中国可能又是所有国家里在这方面最发达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配套基础设施，就会使大范围社会隔离、学生停学等面临更大的成本代价。

 

笔者列出的上述这些点都旨在说明，对传染病（尤其是杀伤力强大的未知/新型传染病）的防控能力的评估不能只看公共卫生体系，还要结合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

 

笔者以为，中国2020年抗疫是非常成功的（至少在“第一波”）。这个模式的胜利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体系的胜利，也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与社会体制、新经济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韩国初期大暴发，但后期成功地稳住了疫情，与上述因素也是息息相关的。

 

西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硬件很好，但在软因素方面有很多制约和限制。

 

2020年的抗疫成功，一定程度也是中国模式、亚洲模式的成功。为了成功地防疫抗疫，西方人可能不得不必须选择在一段时间内选择与中国人/东亚人一样的方式去生活了。

 

也许，这就是中国、亚洲注定扮演更重要角色的21世纪的某种意外开端。

 

六、人类个体与社会的多样性就是人类繁衍发展依赖的根本所在

 

网友们一定要有大历史的、宏观的心态，适当地抽离，更客观地评估中国及全球的抗疫。不要政治化，陷在在微观中。要看到不同的国家因其历史、制度、社会机理、文化价值不同，在对抗病毒时也是不同的。

 

如果更宏观、更抽离、更大历史一点的话，我会说，人类社会必须要有足够的多样性、丰富性，才能应对来自大自然的不同挑战。

 

人类的生存、繁衍、进化、发展才是根本。这不会因为个别社会和个别人的意志而改变。“历史的终结”非但不存在，且不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不能帮助人类适应自然。“历史的终结“、制度唯一化，其实是在扼杀不同的制度，消灭人类制度的多样性，好比近亲繁殖、人为制造基因瓶颈一样，是危险的。但恰恰因为人类的多变，这样的事情又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地球被外星人攻击，濒临末日，甚至少数火种被发放到一架宇宙飞船上漂流宇宙，那政治与社会建制可能瞬间改变，由民主转变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西方传统的古典/现代自由主义者所考虑不到和低估的，正是一维价值观的局限及人类个体与社会的多样性。这是人类几十万年进化与发展、保证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繁荣兴旺的根本。

 

文章原载于“ tuzhuxi”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