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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戴口罩”与“国民戴口罩”的二选一

截至3月11日白天,中国疫情已经大致控制住。
 
本来是宣布战役首阶段胜利、开始把重心全面转向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的时候。
 
超出中国意料之外的是全球疫情暴发。具体看看欧洲的疫情,已经达到中国2月中的峰值。
 
人口自由流动的欧盟国家(人口五亿)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欧盟各国国家相互限制人口流动(双向/多向封关)的政治与社会阻力远远大于中国的“封省”。疫病极有可能在欧盟全面暴发,并让经济与人口流动紧密但政治离散的欧洲一下无从应对。
下图列出了3月11日白天欧盟/申根国家的疫情暴发现状:
欧洲新增案例大概在3,400左右,确诊人数接近两万。
 
这个数字是可以对标到中国的。
2020年2月3日,中国新增确诊病例3,233,累积确诊病例20,438,绝对数量基本和3月12日的欧盟相仿。
 
欧盟的人口(约5亿)仅为中国(约14亿) 的约三分之一。对应人口比例计算,欧盟的发展情况已达到了中国2月12~13日的峰值时候水平,其时,中国单日确诊约5,000人(2月12-13日因为口径问题使得确诊人数大增),全国累积确诊5.9万~6.4万。现在看来,2月12~13日已经是中国COVID-19疫情的峰值。
 
而在欧洲,尽管达到了中国2月中旬的水平,疫情可不是到了峰值,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
 
按这样的发展趋势,基本已经可以提前判定,欧盟国家最终的疫情一定会比中国严重得多。
 
回归主题。全球疫情之下,中国能不能“独善其身”,正常复工复产,恢复原有的经济社会秩序?
 
笔者认为这很困难。中国面临的是空前的挑战。之前的内防扩散(湖北省内)、外防输入(其他省市要防止来自湖北的输入)的“叙事”和“模式”需要发生很大的调整——由内部防控变成防止境外输入(作为注脚,防疫重地北京今天的6例确诊病例全部为境外输入)。
 
中国耗费了巨大代价才控制住了疫情,正打算复产复工,复位生活,而抬头一望全球,发现全球居然在经手更严重的疫情大暴发(“中国以外全部疫区”)。这给中国的复苏带来全新的、意想不到的挑战。
 
外部输入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英国政府嘲笑道,欧洲第一个对中国“封关”国家是意大利,但这无法阻止COVID-19侵入意大利。在突破意大利的“马奇诺防线”后,病毒开始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欧盟、广大西方世界乃至意大利护照可以自由通行的全球各国开始传播并肆虐各地社区与人口。
 
美国早在2月初就对过去14天有过中国旅行史的人士进行入境限制,并要求过去14天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公民进行14天自我隔离。这个行动一直被Trump宣传为联邦政府抗击疫情输入的有力举措。
 
但很可惜,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复杂多变的COVID-19面前,这种举措是完全不足以防止病毒输入。截至本文发表时,美国已确诊1,052例,新增确诊每日在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一旦病毒发生本地传播,绝大多数国家束手无策,进入某种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的状态。
 
笔者认为,即便中国对个别境外疫区进行封关,由于也无法完全隔绝境外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使得很难杜绝外部输入——也正如美国不能通过对访问中国人士限制入境而杜绝病毒侵入一样。
 
一个境外输入,一个超级传播者,就可能引发社区传播,引发疫情的全面暴发。这就和其他国家目前经历的一样。如果这样,一个境外输入随时就可能瓦解中国辛苦构建的防疫“长城”。中国过去两个月付出巨大代价成就的防控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中国的社会已经被冻结、压抑达两个月。国家亟需复工复产、社会亟需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这就需要放松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恢复围绕人均互动的第三产业(典型如餐饮、线下娱乐及服务)、恢复人际互动的社会活动与组织形式(差旅、走访、开会、聚集等)。如果保持防疫戒备状态,人人保持距离,佩戴口罩,则这些经济行动、组织方式及社会活动都不可能恢复。要恢复经济,就需要恢复社会与经济互动。
 
而在全球疫情暴发之下,中国面临两个具体选择:
 
选择一:“国门戴口罩”——全面“封关”
 
国门戴口罩就是“封关”,限制一切人口由外国入境,或者对入境人口采取极为严格的隔离措施,籍此最大程度减少人口跨境流动。
 
笔者目前看到的是中国不同省市在按不同标准限制人口流入及事后管控:
 
——“北京:自疫情及非疫情严重国家入境进京将隔离14天”
 
——“上海:对来自韩意伊日等国的入境人员一律隔离观察14天”
 
——“广东:疫情严重地区人员入境后需隔离观察14天”
 
——“海南:来自疫情高发国家(地区)的入境人员需隔离14天”
 
——“黑龙江:日韩入境者在集中隔离点医学观察14天”
 
由各省市把握、制定入境隔离政策是不足够的。
 
原因如下:
 
1、仅采用“入境隔离”的手段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对外国人士往往会不自觉地采用“超国民”宽松待遇,因此外籍人士的隔离效果很值得怀疑;
 
2、仅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进行限制与隔离是不够的。到访者可能借道第三国来到中国。“非疫情严重地区”可能已经出现疫情暴发,只是疫情没有充分暴露。在中国内地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国家与地区都采用“一刀切”的办法,禁止中国护照持有者入境(而不考虑真实的旅行史),但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止疫情输入。
 
3、各省市是相通的。这就和欧洲一样。只要一个欧盟/申根国家采取了更低的标准,使得感染者得以进入境内,则该感染者就可能在整个欧盟/申根区域内流动,影响到大量人口,使疫病在欧盟内部广泛暴发。全国一盘棋,疫病防控的有效性不能看实施最严格的地方(例如北京),而要看最薄弱的一环。例如,一个感染但无症状的沙特人经过埃及进入山西,规避了隔离政策,在当地发生人传人,COVID-19病毒就实现了再输入,并可能在山西暴发社区传播,并进而出现跨省传播,甚至进入北京。因此,外防输入必须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采取全国统一的严格标准。
 
中国现在的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如何防止境外输入上面,并充分汲取其他国家防止输入的成功或失败经验。
 
而由于中国对外籍人士的一贯友好态度及“外交无小事”的心态,可能使得“外防输入”的执行比“内防扩散”要困难不少。
 
要有效防止输入,中国就需要执行绝对的、全面的“封关”——不分国家/区域、不加选择地全面限制境外人士进入中国,对所有必须进入者(例如中国公民及外交人士)都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政策。
 
相当于把窗子完全关上,确保一个苍蝇也飞不进来。
 
如果实现了完美的“封关”和“隔绝”——即让中国国门“戴上口罩”,则国内可以适度松懈,松绑,恢复原来的经济社会秩序。其中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复学、恢复线下餐饮及其他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
 
但这种无差别的、绝对的、全面的“封关”从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实操上看可能都不太可能。
 
选择二:国民戴口罩
 
国家不去实现全面“封关”,人口仍可从境外流入,对入境人士只有有限的隔离管理,有“外防输入”的政策,但仅有有限效果。
 
相当于把窗口半掩上,但苍蝇蚊虫终归是可以找到路径飞进来的。
 
如果不能全面封关,而这时中国国民因为疫情结束了,松懈了,不戴口罩了,恢复常态了,人群广泛互动了,那么一个境外输入案例理论上就可以导致COVID-19在中华大地局部或大部再次暴发,前两个月的抗疫努力灰飞烟灭。
 
只要“封关”不是绝对的,境外输入就是可能的,后果是严重的。这时,只能保证“内防扩散”,让国民维持现状,继续佩戴口罩,继续暂缓、冻结涉及人群互动的社会经济活动,接受经济复苏的拖后。只有这样,才能最小化疫情输入,防止病毒发生社区扩散,保住前期防疫来之不易的战果。
 
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二选一。
 
笔者认为选择一不具备操作性——全面彻底的对外“封关”不可能。而全球化的今天,在其他国家完成抗疫之前,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而中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完成第一阶段的防疫,也绝对不能接受疫情从外部输入并再次暴发。
 
这个时候,中国只剩下了选择二——在全球疫情平复之前,继续维持目前的防疫状态与生活。
 
中国政府和民众还得熬一段时日。
 
中国基本成功完成了首阶段抗疫,但全球化之下,疫情已经实现全球传播,除非真正做到全面的、绝对的封关,COVID-19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再次输入中国,引发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因此,中国很难按照自己的节奏马上恢复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
 
这个时候,渴望脱下口罩、全面复学复工、朋友相会、美食聚餐、线下娱乐、旅游出行、恢复经济生产的中国可能要再等一等了,要等到全球其他国家成功渡过中国已经经历的疫情周期。
 
全球化之下,中国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必须要有耐心。除了做好自己之外,为了加速全球复苏,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对外国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尽快度过难关。任何一个没有渡过疫情的国家,都可能对全球造成新的威胁。
 
2020年,中国乃至全球社会将切身体验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与政治边境其实是人类的虚想象,疫病之前,才可能看到这种虚拟想象的局限。它不能真正做到把人分割,甚至会阻隔人类的互助与协作。人类的命运必定是相互联系与绑定的,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全文结束)
 
文章原载于“tuzhuxi”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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