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任意 > 2020年大抗疫|从“航空安全”、风险认知及管理到社会的长期理性

2020年大抗疫|从“航空安全”、风险认知及管理到社会的长期理性

 
 
由抗疫展开的2020年势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页。
 
从1月22日夜间/1月3日凌晨宣布对“武汉”封城,以及全国重点城市进行一级公共卫生响应,对春节假期的延长,对人群聚集及人口流动的限制,全面铺开的社区网格化防控,表明的是国家对这次疫病的一个根本假设——新冠肺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性疾病,它是人类社会所不能容忍、“共存”的——尽管在天气转暖后它大概率会像SARS和流感(为了避免在中国国民误以为流感就是严重感冒这个严重错误认知上添砖加瓦,笔者本文将流感统称为flu)一样自然消退。但公共治理者认为,社会是不能承担这种严重传染疾病对公共健康产生的巨大冲击的,政府也亟需通过这样的公共事件,表达对人民福祉的最大关注,并建立长期公信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暂时“冻结”中国社会,运用举国体制,上下齐心协力,把消灭疫情作为社会在这段时期内最主要、最根本、最大、最优先的目标。这种举国抗疫,已经不能仅仅用“军事化”和“打仗”来形容了——比方说,它不仅仅是派一支部队到海外打一个局部战争——这是全民参与“全面战争”(total war)。湖北和武汉则是这次抗疫的先头部队,将为抗疫做出最大的奉献与牺牲。
 
既然抗疫是第一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肯定要做出权衡取舍,做出其他的牺牲,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经济代价、社会代价。同时这种代价对于不同的人口群体的影响也不一样。运用一到两个月,全国众志成城,对抗疫病,在疫病得到令人信服的控制后才恢复正常生活。
 
因此,在这次抗疫上,对新冠肺炎的处理是类比SARS的,而不是flu,而且还运用了比2003年SARS时期更高等级的应对手段。
 
客观来看,SARS是一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非常高的致死率,但2003年历史发作时,死亡人数有限;而flu是季节性发作,传播性非常广,每年都会带来大量人口的死亡。但两种疫病得到的关注与待遇完全不同。
 
几周以来,许多人都尝试将新冠肺炎与flu(包括传统的甲、乙型flu以及美国2009-2010年的H1N1猪流感)做比较。Flu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惊人的大。这方面,美国的科学研究及统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每年,美国因为flu致死的人大概是3万~4万,感染数千万人口。仅2019年10月至今,flu在美国的感染人群1,900万,死亡人数超过1万。2009-2010年著名的H1N1疫病(甲型flu的新型分支),感染了数千万人口(大口径估计为美国人口的20%,即约6,000万,死亡过万人)。为什么flu没有得到同等待遇呢?这个公共卫生选择让许多人困惑。
 
笔者也注意到,无论是右派的Fox还是左派的CNN,剔除掉骂中国政府这些表层的政治化的东西之后,他们对疫病的理解是比较一致的。美国人会主动将新冠肺炎感染案例、死亡人数与flu/h1n1进行比较。显示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还只是美国flu的一个零头(虽然前者的致死率可能显著要高,但可靠的数字比较尚未确立)。这个比较目的不是为了抨击美国政府,也不是为了淡化新冠肺炎的严重性,而是尝试把新冠肺炎置于语境之下,在各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体系之内评估其相对严重性,并找出合理的应对心态与机制。
美国人对flu是非常了解的,美国对flu的公共卫生政策是积极预防,但容忍其存在,“长期共处”的概念。美国政府及社会会通过提高疫苗率、普及公共健康知识等手段,尽可能降低每年flu的死亡人数,但也会“容忍”flu每年夺走3万~4万人的生命的事实。美国的flu疫苗普及率大概是五到六成,而中国的疫苗普及率可能仅1%,人口又是美国的四倍以上,显然,如果看总量,相比SARS而言(目前说新冠肺炎还为时太早),flu才是对公共健康的更大威胁。
 
那如何理解社会对新冠肺炎及flu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呢?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可以与flu有更多的容忍与“共存”,但却不能容忍SARS和新冠肺炎呢?
 
这是一个对风险的主观认知的问题。
 
最经典的案例是机动车安全和航空安全的比较。
 
先以美国为例。
 
笔者网搜了一些数据。
 
2000-2009年间,美国每年死于各种交通意外的人数为43,239人,其中超过3万人(占约70%死于)小汽车与轻卡车事故。相比之下,商业航空运输(排除了比较危险的各式私人小飞机)乘客年均死亡95人。
 
2009年以后,美国每年死于机动车的人(口径比上面略大)在30,000~35,000之间。可不要小看3万多人,在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这就是万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率。
 
2008年,机动车事故为500万起,飞行事故为20起。比较每1亿英里旅程的死亡人数,机动车为1.27人死,80人伤;飞机则0死,几乎没有受伤
 
根据美国的National Safety Council在2008年的统计,一个人一生中死于机动车的概率为1/98;一生中死于航空交通的概率(这里包括私人飞机)为1/7,178。
这类数据很容易搜索到。
 
然后是中国。
 
中国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大概是6万到20万甚至更多不同。6万是官方数字,有统计口径的问题。民间估计在10万~20万甚至更多。
 
民用航空。最近的空难是2010年伊春空难,44人遇难,之前中国民航安全运行2,102天。之后到现在十年应该都没有发生过致死的事故。
 
尽管机动车每年死这么多人,但人们只会高关注航空安全。一个飞机坠毁绝对上全球头条。一个737 Max可以造成全民恐慌。一部大巴坠崖死几十人的新闻热度则不超过两到三天。大型恶性公路交通事故根本很难留存在人的记忆里。
 
人们对航空安全给予非常高的标准。天气稍有不妥,飞机是不能起飞的。但公路交通照常进行。每年因为气候原因(例如雾、雪、雨)而造成的交通意外不计其数。
 
如果我们计算“死亡概率”,则航空器显然低于机动车。但人们却非常担心和恐惧航空器的安全。对航空安全和对机动车安全完全是双重标准。
 
为什么呢?
 
1)飞机的事故率低,但一旦出现事故,出现死亡的概率可能更高,而且出现严重事故,譬如可能会出现大比例死亡,且乘客没有逃生可能。汽车的事故率高,但事故的致死率低;
 
2)对乘客来说,机动车的可控性更强。自己可能就是司机,与司机相熟或是亲友,坐得很近,感觉对交通工具有把握。飞机则不然(特别是商业民用航空),感觉命运完全交给飞行员,乘客没有自控的感觉;
 
3)如果有恐怖袭击,则飞机较机动车更容易受到影响;
 
4)一旦出现事故,对航空公司、客机生产商甚至航空业都会有重大打击。
 
这就使社会对航空事故采取完全“零容忍”的态度:一个社会可以容忍每年数万起交通死亡(或万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率),与这种常在的交通风险“共存”,但容不下一个商用民航坠机事故,要求将这种风险减少到零。
 
社会对航空安全的极度苛刻的超高要求,也是航空安全得以维持在超高水平的原因。社会对机动车虽也有一系列的安全标准,但其能够获得的公众关注和飞机不在一个层级和维度。
 
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相关的风险,完全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感受。
 
回到呼吸道传染病。简单假设,A传染病,传播性较高,人口传染率为10%,但危害不算大,致死率为1%;B传染病,传播性低,人口传染率1%,但非常严峻,致死率10%。
 
对于个体而言,两个传染病带来伤害的概率是一样的,都是0.1%。但人们会担心哪个疫病呢?当然是传染病B。
 
A传染病由于致死率低,即便染病大概率也是轻症,因此更容易被认为属于个人问题,责任主体在个人,倾向于在个人层面进行防控(例如由个人决定是否每年打疫苗)。社会成本方面(住院天数、请假天数、财务损失及医疗资源投入等)难以获得社会关注,由个人和社会各个部门不知不觉中承担与吸收。
 
B传染病由于致死率高,则会引起恐慌,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认为政府需要出手应对,成本也被算到政府账上(“政府对所有病人提供免费治疗”)。
 
因此,即使预期风险从概率上看完全一样,人们的主观感受会全然不同,因此社会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不同社会政治价值观与形态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大政府、家长制政府的社会里(比如中国内地、香港),人们对政府责任的预期会更大,显著大于美国这种大公民社会小政府的国家。
 
不过,在现实世界里,不同传染病的概率伤害性是不同的。SARS这样的烈性呼吸道传染病属于偶然的、“一次性”事件,多年一遇。一旦出现,毫无疑问是“航空安全”、“B传染病”级别的事件,需要获得强烈应对。这样的疫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低于杀伤力更大的“经常性”疫病——flu。实际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没有可比性。例如SARS中国死亡348人,全球919人,而仅季节性flu每年在美国就致死3万多人,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计数。这是好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差距。
 
人类社会对不同灾难事件的心态及反应机制不同,这是不是一种不理性?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是理性的,背后有某种逻辑,是人类社会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进化生物学家可能可以给出许多解释和猜想,这种对风险的应对反映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本能。传播率高、致死率较低、具有经常性的疫病或灾难风险,可能会起到淘汰最弱者(老弱病残)的作用,最后可以“优化”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及基因结构,有进化学的意义;传播率有限但致死率高的烈性疫病以及其他一次性灾难,打击范围更广,且可能无差别,并影响到社会的基本生产、运作及维系,对社会的根本存在构成挑战(existential threat)。所以,社会需要集中力量对抗这种偶发的灾难性事件。
 
从大历史、宏观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应对不同的疫病及灾难性事件,将采用的不同心态、机制、方式,动用不同的资源。背后一定有其逻辑,反应的是人类社会的风险偏好。
 
现在看看历史上几个呼吸道传染病事件。
 
首先是2003年的SARS。这是一个致死率很高的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立即被定义为“航空安全”级别的事件,社会统筹应对。这件事情之后,世卫组织系统完善了全球应对机制,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可以通俗理解,通过这次灾难性事件,建立了一整套航空安全体系。
 
2012年发端于沙特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致死率超过30%,比SARS的约10%还高。出现国际传播后受到重视,于2014年被世卫组织定义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但MERS的传染能力比较弱(R0小于1),显著低于SARS及一般呼吸道传染病,所以疫病没有广泛传播。MERS也是一个B型传染病,要求获得“航空安全”级别的关注。
 
其他几个PHEIC级别事件还有2014年南亚和非洲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巴西等国的寨卡疫情及2018年起在刚果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等。
 
值得一提的是2009-2010年在美国爆发的H1N1(猪流感)疫情。H1N1是甲型flu的新型变种。这个疫病获得美国CDC及世卫组织的高度重视,包括也获得了世卫组织宣布为PHEIC。但防控却遇到极大争议,原因是,人们最后发现其死亡率和一般的flu差不多)最后在美国是数千万感染(口径之间差异较大),死亡一万多人。哈佛教授对Marc Lipsitch对死亡率的估计是0.007%-0.045%,低于0.1%(千分之一)的水平,因此和一般的积极性flu差不多。
 
这个传染病在美国造成了1万人死亡,但由于致死率低,美国民众认为CDC及世卫组织是“过度反应”,散布恐慌情绪,使美国承担了不必要的经济代价(那时经济还在从金融危机中艰难恢复)。另外,阴谋论认为这是CDC和世卫组织和制药公司合谋,试图制造恐慌,贩卖疫苗以营利。
 
对于一个造成上万人死亡的呼吸道传染病进行强力防控,公众非但不买账,还反过来批评。因为政府及有关机构的应对模式并不符合美国社会的“风险偏好”——在公众看来,H1N1属于“交通安全”级别的“A型传染病”,是要共存的,必须考虑强力防控是否会产生额外成本。
 
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不是“A型传染病” vs “B型传染病”的问题,理论上要把不同疫病进行分级,不同的疫病采取不同程度的应对。在交通安全上很容易找到例子:高铁、铁路的安全体系是介乎于飞机与机动车交通之间的——只需要比较飞机与高铁安检之间的差别就知道了。
 
由于铁路在路上行进,因此被认为在灾难事件出现时的死亡率低于飞机。但高铁速度快,如果出事致死率高,所以肯定高于普通火车及轨道交通,但又肯定低于飞机。每一套安全体系都是落在某种平衡点上的。
 
再回到本次新冠肺炎疫情。
 
它是一个冠状病毒,会感染下呼吸道,产生肺炎,对它的传染性和致死率还不清楚,对它的发展变化趋势也不清楚。它对公共健康构成了一种威胁,对这种威胁的影响不可知。
 
而监管机构需要在比较早的时候——即对流行病研究尚比较初步,对传染性、危害性(轻症率、重症率、危重率、死亡率)等尚没有完整可靠的数据时做出应对决策。是一级响应,还是按照普通疫病?即是航空安全事件,还是机动车安全事件?决策者认为,这是一个航空安全事件,或者至少说,不能排除是一个航空安全事件。
 
笔者在本次疫情发生很早时就写到,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从治理者、媒体到民众)的风险认知只分布在两个极端,就是普通感冒和SARS。从前面的比喻可以看出,普通感冒太过司空见惯,都达不到“A型传染病”或机动车安全的标准。它是被彻底忽略的。
 
Flu被认为是“严重感冒”,除了几年一遇的《北京中年流感》这样能够占领舆论几天的网络文章之外,基本存在于中国民众的认知之外。大规模调动流感防控都很困难。中国社会不但可以与flu共存,而且可以把它当做重感冒(”severe cold”)忽略。
 
然后就是SARS——一个“航空安全级别”的烈性传染病。一旦启动SARS模式,从上到下认知就完全不同了。
 
只有让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性无限接近于SARS,调动航空安全级别的响应,才可能引起中国各界的注意。
 
基于此,笔者其实也不相信把病毒定位为“人传人”就能唤起公众的注意(正如flu人传人不会被人关注一样)。大众关心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根据这个病与SARS的距离来判断自己的应对。他们只有经历了封城、停工停学、官方规定的制止人口流动和聚集的政策,看到实时更新的确诊和死亡数字,感受到了疫病的恐怖,并且在互联网上看到各种悲惨的故事和说法,才可能系统性地改变行为。昨天晚上不幸因新冠肺炎身故的李文亮医生,也被认为是最早帮助公众从既有经验体系去理解和认知这个疾病潜在风险的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
 
将疫病定义为SARS,启动最高级别的响应机制,以“全面战争”的方式来举国对抗,一方面当然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但也会承担额外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中国社会被短暂的“冻结”。具体而言,中国主要省份城市的人口流动被限制。经济社会秩序受到影响,产业链正常生产运行受到干扰,涉及需要人群聚集的线下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小中大学生不能上课(形成额外的照看负担),居民生活十分不便。如果人群不能聚集,人际互动受到影响,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毫无疑问,这种应对方式是有经济与社会成本的。这种成本也将在未来几周、几个月被感知。
 
同时,笔者在本次疫情初期即写到,一旦按照SARS来理解,由于中国民众缺乏呼吸道传染病的应对知识和成熟心理,对政府治理和应对的方式停留在2003的SARS(对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的不信任),再加上互联网的放大,势必造成恐慌。恐慌就会挤兑医疗资源,增加交叉感染。这种情况在湖北被放至最大。在疫病尚未大规模爆发的,则出现提前的资源挤兑。
 
这些非常多种多样的因素是2020年1月中下旬的决策者们所无法预料和推演的。尤其是,疫病防控专家并不具备推演社会影响的能力——从民众心理、经济影响、社会秩序、舆情掌控到国际影响——都远远超出了疫病防控本身,早就不是医学专家的课题,而属于更广义的公共政策与治理。疫病防控专家只能去假设某个疾病的风险,并基于有限的流行病学资源与数据,做悲观、保守的假设,为决策者提出纯科学角度的建议。
 
相比之下,美国季节性flu是有每年数千万传染病例的完整的大数据。对这个疫病非常了解,越了解,反而越不惧怕,社会可以与它“共存”。但对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决策者只能在比较有限的信息下,结合自己的政治优先考虑,做出应对选择。这个选择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抉择。在这个历史时点上,中国政府把民众的公共健康和安全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置于其他考虑之上。在面临显著的不确定性时,选择采用最高标准应对以最小化风险。中国的经验是,绝对不要重蹈SARS的覆辙。我们的选择来自我们有限的历史体验。
 
“封城”是最强力的防控措施。它发生在武汉及湖北。这可能造成当地的医疗资源挤兑及不堪重负,并且带来恐慌和交叉感染。但又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防止疫病外延。湖北人民和其他中国民众并无不同,他们对这场突然的疫病当然是不知所措和恐慌。他们为中国乃至世界承担了这次疫病防控,是“全面战争”的一线部队。
 
综合而言,世卫组织对中国政府的应对是高度评价的,他们更担心的是疫病传播到防控体系及医疗基础更弱的其他国家。同时,他们也还多一层考虑,但与我们的角度不同,即不希望重蹈H1N1的覆辙。
 
因此,在抉择之后,也要承认,人们对这个传染病的了解还是远远不足够的。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是轻症?有多少重症?多少危重症?多少人会致死?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伤害程度到底如何?有多少要归因于医疗基础设施的不足而非传染病本身的危害性?——假设一个新型flu同时在武汉和北京或上海爆发,相信死亡率也一定不同,因为后两个大城市医疗资源更多。这种因素应当要考虑进来。还有强力防控下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其他因素,例如恐慌下导致的交叉感染。
 
湖北的数字关乎我们“一线部队”的安全与健康,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其他省份的数据——它们是我们研究这个流行病的宝贵信息来源。这些省份还没有遭遇医疗资源瓶颈,属于应对状态,病例也少,可以更好的跟踪与分析。截至本文写作时(2020年2月7日中午),广东和浙江两个大省确诊案例分别超过1,000,但只有广东出现1例死亡。湖北以外,累积确诊4,247人,死亡人19人。不过,新冠肺炎的病程看来不短,大部分病人还在治愈的过程中,结果有待观察;数字上,轻症可能未被纳入确诊案例,有死者的可能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总而言之,这个流行病的危害性和效果仍然只是在呈现的过程中,结果尚不可知。
 
只有在几个月后,疫情结束了,相关专家结合各地的案例做统合的分析,才能对其实际的危害性做一个客观评估。现在下任何结论,都言之过早。
 
世卫组织在H1N1上在宣布PHEIC疫病时是“犯过错误的”。目前其他国家的反应也是,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性尚不清楚,但从中国政府的一级响应来看,判断概率风险可能较高,因此先从对经中国进入访客“封关”的方式暂时将疫病堵在国外。因为一旦疫病进入,且被证明是烈性呼吸道传染病,一般国家是不具备比中国这种举国“全面战争”的防控能力的。
 
一些地方,例如澳门对赌场的“闭市”也是非常手段,这对澳门的经济有巨大影响。但澳门不能承担赌场作为传播疫病的途径与平台这种污名,犹如航空公司不能承担坠机事故一般,,采用最高级别的“航空安全”模式来按最严峻情况防控疫病。
 
但在几个月后,甚至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资料汇总,一定可以将2020年的新冠病毒的流行病数据补全,将它放在季节性flu、H1N1、SARS、MERS的语境之下,在呼吸道传染病的光谱下找到某个位置。问题只在于——它到底是更接近SARS,还是更接近flu。
 
而在那个时点,中国社会才能对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及这次防控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复盘评估。
 
我们是否阻止了一次危害显著大于flu的恶性呼吸道传染病?
 
是否应当提高民众对flu的公共卫生意识,让民众更加了解呼吸道传染病,并建立好的习惯?
 
对不同疫病是否要建立不同的、分级的应对方式,而不是在普通感冒和SARS之间非此即彼?
 
“风险零容忍”、随时对可疑病例启动“非常态化”防控的应对方式(这似乎是当下汹涌舆情所指向的),所隐含的巨大经济及社会秩序代价是不是一个社会所能长期容忍、承受并乐于见到的?
 
瞒报和低估要给疫病的传染性会造成巨大风险,另一个角度的误判及高估和过度反应也会带来代价。现实世界非常复杂,不是非黑即白的
 
治理者如何应对一些经典的悖论与两难?例如严格防控同时又避免民众的恐慌意识;信息透明开放但又防止媒体过度放大某些民情?
 
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但要立论,第一步是先基于客观事实与数据,从流行病学上客观了解新冠病毒。
 
到那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地评估这次应对,客观地还原政府在2020年1月中下旬做出重大决策时所面临的艰难挑战,以及在这种艰难挑战下做出的艰难选择。
 
而经历了一次传染病“集体教育”的中国社会,到下次疫病出现时,从治理者到民众,可能会有更加成熟的心理。这是一个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及体系成熟化的过程。
 
笔者乐观相信,人类社会是有学习能力的,长期来看,一定存在某种整体的理性,一定能够在疫病风险及社会正常运行之间找到一个相对最优的平衡点。在权衡取舍之下寻找平衡点,也伴随着人类数十万年的进化与发展。
 
(全文结束)
 
文章原载于“tuzhuxi”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7日)
 



推荐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