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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对医暴力 加强立法到底有多大用处

尽管医患关系不佳,医患矛盾普遍存在,但真正引发肢体暴力冲突的其实就是热门城市热门医院的特定科室。
 
国际经验来看,医患冲突风险最高的部门——即发生身体暴力,对医生造成人身伤害的部门主要为急诊科/ICU,其次是精神科(精神不正常者集中地),然后是产科及小儿科,都是涉及求诊者生死大事的科室。
 
对这些特定的科室及场所而言,加大立法之类并没有用处。杨大夫被杀害时,加害者难道不知道现场有摄像头么?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逃脱余地,将被绳之以法处以极刑么?都是知道的。这时是激情杀人。行凶者是知法犯法,法律震慑在此并无作用。
 
另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医患矛盾永远不可能全部解决,患者及亲友群体只要足够巨大,中间总可能出现极端者。
 
对高风险部门核心就是加大对医务人群的保护。大家看美剧,经常会有激动的亲属在医院里失控,与大夫发生冲突,然后几个保安冲过来把他按倒拖走的情景。这就是安全措施。
 
不同地方的医院条件完全不同,只能结合自己的软硬件条件,因地制宜。
 
以下是结合国外经验提出的一些对策。
 
一、防护目标群体及内容
 
1、高风险医院:人流量巨大的大城市的热点医院
 
2、高风险部门:急诊科/ICU,其他如妇产科、儿科等,各医院视自身情况确定
 
3、高风险区域:高风险部门所在物理区域
 
4、防范对医暴力内容:激烈口角、肢体冲突、破坏行为、身体伤害等
 
二、物理/工程防护及控制
 
可以参考银行网点及其他一些有暴力及恐袭风险的公共场所。安全措施普遍施行,犯罪活动就会下降。人们认为银行网点面临危险,实际上医院的特定部门及区域也很危险,应该用同等思维看待。
 
1、安检系统:行凶者基本都会使用武器(主要是刀具)。考虑在高危风险地设置安检系统(金属探测设备),限制带入道具
 
2、门禁系统:所有人得到授权,获得电子门卡,刷卡才能通行
 
3、警报系统:医务人员使用紧急按钮召唤保安或警察
 
4、摄像头监控:主要是要把摄像头的存在加以突出,例如用高亮字体表明此处有摄像头监控
 
5、医务人员(医生、护士站)的办公空间与患者做区隔,外人不得进入,包括门禁、安全玻璃等。这些只需要在高风险部门/区域安装即可
 
6、医务人员办公环境也要优化,不能出现背对病人、视野不佳的情形
 
7、在高风险区域的显著地方张贴防医暴、反医暴的宣传画,强调刑事责任及伦理责任
 
三、程序优化类
 
1、严格禁止公众随意进入该等区域
 
2、严格限定同时陪伴患者的家属人数,例如同一时间不超过两人
 
3、优化流程,医生主治,会承担特别多的风险,要尽量避免医生单独面对病人,面对病人时必须与医务人员两两出现。另外医生办公空间必须适当隔绝(见前面的物理防范类)
 
四、安保人员
 
在高风险部门/区域安排经过相关训练的安保人员(就如银行网点都有防爆人员一样)。他们负责安检,另外观察区域内患者及亲友人群,如有人情绪激动,声音高亢,就上前疏导,并在突发情形下武力干预。
 
五、管理与制度类
 
1、有关部门及医院管理层要将保护医生的基本安全、防范暴力上升到最高层级,形成一套防范暴力的制度与文化。能够及时预防/减少、发现反馈、应对、事后处理暴力行为的指引、流程、机制、制度
 
2、对医务人员(特别是高风险部门的医务人员)就防范暴力的相关机制进行定期培训
 
3、建立一套内部收集/反馈对医暴力行为的机制,整体地、动态地了解医生面临冲突的实际情况
 
4、对风险较大的患者及家属要给予特别关注,建立所谓的风险档案。例如杨大夫遇害案前,患者家属情绪一直就非常激烈,现在看来肯定属于高危人群。回过头来看,科室内医生当时应当集体关注该患者,意识到其有可能产生暴力,并商讨对策,加强防范措施,并对院方反映。这毫无疑问是事后诸葛亮,但安全防范意识与机制就是通过这些极端事件才建立起来的。这些事件的出现就会改变人们未来的行为。往后,只要稍微看到某些苗头,医生就应当打起十二分精神
 
5、在一定的范围内(如科室)定期对一些重要的医患冲突进行复盘、交流、讨论对策,提高风险意识及应对技巧,降低未来的冲突与暴力风险。将这种交流机制制度化。形式灵活(可以是定期吃饭时聊一聊),但必须定期组织
 
六、医生软技能提高类
 
1、通过制度化的培训、交流分享,提高医务人员整体的风险意识——包括理解医患冲突的风险源,暴力的特征,能够及时识别、发现风险,了解应对暴力的相关措施与流程
 
2、通过制度化的培训、交流分享,帮助提高医务人员(特别是在高风险部门的)与病患沟通的“软技能”,通过言语沟通技巧去减少或缓解临场冲突,安抚病患及亲友情绪
 
3、疏导医患冲突的不一定是主治大夫本人。可以由第三人排解。人的情商不尽相同,有的人就是不擅长沟通。每个医务团队可以找出若干沟通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此项工作。每个团队也可以设计一些化解风险(劝架/安慰)的预案。这些技巧都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交流分享
 
4、 突发情形的应对:对所有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冲突降级、自卫及应对紧急情况的技能。一旦有暴力升级的风险,就要启动“冲突降级”措施,立即对患者及亲友进行紧急安抚,如果进一步出现突发情况,就进入应对措施,包括利用警报系统、知会周边、寻求保安支持、逃生等。所有医务人员对相关流程都应当清晰、有所准备,不应手足无措
 
七、结论
 
医患冲突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既要改善患者体验,也要对高风险部门的医生进行基本的保护。
 
医患冲突及对医暴力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得到解决。以上这些措施都是用于防范激进暴力发生的硬措施,不少参考美国权威机构提出(参考本系列第二篇文章)。即便在美国,也还有一个提高意识、落地普及的过程,何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中但凡涉及硬件及增量人员投入的,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因此有难度落地。但软件方面,即提高意识,潜移默化改变微观行为,建立程序、机制与制度,是可以慢慢做起来的。这些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人类社会是,只有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后,才有可能引起舆论关注,改变人的意识,并改变未来的制度、模式及行为。但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忘性又非常大,譬如一个杀医事件,社会舆论关注度不会超过几天。我们希望杨大夫遇害事件是某种推动意识与行为变化的契机。但也有可能事件仍然不够突出,被暂时淡忘,社会在倒数等待下一个悲剧的到来。
 
(全文结束)
 
文章原题为“应对对医暴力:(六)对高风险部门主要是防范风险”
 
文章原载于“tuzhuxi”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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