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对医暴力加强立法到底有多大用处-任意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尽管医患关系不佳，医患矛盾普遍存在，但真正引发肢体暴力冲突的其实就是热门城市热门医院的特定科室。

国际经验来看，医患冲突风险最高的部门——即发生身体暴力，对医生造成人身伤害的部门主要为急诊科/ICU，其次是精神科（精神不正常者集中地），然后是产科及小儿科，都是涉及求诊者生死大事的科室。

对这些特定的科室及场所而言，加大立法之类并没有用处。杨大夫被杀害时，加害者难道不知道现场有摄像头么？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逃脱余地，将被绳之以法处以极刑么？都是知道的。这时是激情杀人。行凶者是知法犯法，法律震慑在此并无作用。

另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医患矛盾永远不可能全部解决，患者及亲友群体只要足够巨大，中间总可能出现极端者。

对高风险部门核心就是加大对医务人群的保护。大家看美剧，经常会有激动的亲属在医院里失控，与大夫发生冲突，然后几个保安冲过来把他按倒拖走的情景。这就是安全措施。

不同地方的医院条件完全不同，只能结合自己的软硬件条件，因地制宜。

以下是结合国外经验提出的一些对策。

一、防护目标群体及内容

1、高风险医院：人流量巨大的大城市的热点医院

2、高风险部门：急诊科/ICU，其他如妇产科、儿科等，各医院视自身情况确定

3、高风险区域：高风险部门所在物理区域

4、防范对医暴力内容：激烈口角、肢体冲突、破坏行为、身体伤害等

二、物理/工程防护及控制

可以参考银行网点及其他一些有暴力及恐袭风险的公共场所。安全措施普遍施行，犯罪活动就会下降。人们认为银行网点面临危险，实际上医院的特定部门及区域也很危险，应该用同等思维看待。

1、安检系统：行凶者基本都会使用武器（主要是刀具）。考虑在高危风险地设置安检系统（金属探测设备），限制带入道具

2、门禁系统：所有人得到授权，获得电子门卡，刷卡才能通行

3、警报系统：医务人员使用紧急按钮召唤保安或警察

4、摄像头监控：主要是要把摄像头的存在加以突出，例如用高亮字体表明此处有摄像头监控

5、医务人员（医生、护士站）的办公空间与患者做区隔，外人不得进入，包括门禁、安全玻璃等。这些只需要在高风险部门/区域安装即可

6、医务人员办公环境也要优化，不能出现背对病人、视野不佳的情形

7、在高风险区域的显著地方张贴防医暴、反医暴的宣传画，强调刑事责任及伦理责任

三、程序优化类

1、严格禁止公众随意进入该等区域

2、严格限定同时陪伴患者的家属人数，例如同一时间不超过两人

3、优化流程，医生主治，会承担特别多的风险，要尽量避免医生单独面对病人，面对病人时必须与医务人员两两出现。另外医生办公空间必须适当隔绝（见前面的物理防范类）

四、安保人员

在高风险部门/区域安排经过相关训练的安保人员（就如银行网点都有防爆人员一样）。他们负责安检，另外观察区域内患者及亲友人群，如有人情绪激动，声音高亢，就上前疏导，并在突发情形下武力干预。

五、管理与制度类

1、有关部门及医院管理层要将保护医生的基本安全、防范暴力上升到最高层级，形成一套防范暴力的制度与文化。能够及时预防/减少、发现反馈、应对、事后处理暴力行为的指引、流程、机制、制度

2、对医务人员（特别是高风险部门的医务人员）就防范暴力的相关机制进行定期培训

3、建立一套内部收集/反馈对医暴力行为的机制，整体地、动态地了解医生面临冲突的实际情况

4、对风险较大的患者及家属要给予特别关注，建立所谓的风险档案。例如杨大夫遇害案前，患者家属情绪一直就非常激烈，现在看来肯定属于高危人群。回过头来看，科室内医生当时应当集体关注该患者，意识到其有可能产生暴力，并商讨对策，加强防范措施，并对院方反映。这毫无疑问是事后诸葛亮，但安全防范意识与机制就是通过这些极端事件才建立起来的。这些事件的出现就会改变人们未来的行为。往后，只要稍微看到某些苗头，医生就应当打起十二分精神

5、在一定的范围内（如科室）定期对一些重要的医患冲突进行复盘、交流、讨论对策，提高风险意识及应对技巧，降低未来的冲突与暴力风险。将这种交流机制制度化。形式灵活(可以是定期吃饭时聊一聊），但必须定期组织

六、医生软技能提高类

1、通过制度化的培训、交流分享，提高医务人员整体的风险意识——包括理解医患冲突的风险源，暴力的特征，能够及时识别、发现风险，了解应对暴力的相关措施与流程

2、通过制度化的培训、交流分享，帮助提高医务人员（特别是在高风险部门的）与病患沟通的“软技能”，通过言语沟通技巧去减少或缓解临场冲突，安抚病患及亲友情绪

3、疏导医患冲突的不一定是主治大夫本人。可以由第三人排解。人的情商不尽相同，有的人就是不擅长沟通。每个医务团队可以找出若干沟通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此项工作。每个团队也可以设计一些化解风险（劝架/安慰）的预案。这些技巧都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交流分享

4、突发情形的应对：对所有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冲突降级、自卫及应对紧急情况的技能。一旦有暴力升级的风险，就要启动“冲突降级”措施，立即对患者及亲友进行紧急安抚，如果进一步出现突发情况，就进入应对措施，包括利用警报系统、知会周边、寻求保安支持、逃生等。所有医务人员对相关流程都应当清晰、有所准备，不应手足无措

七、结论

医患冲突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既要改善患者体验，也要对高风险部门的医生进行基本的保护。

医患冲突及对医暴力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得到解决。以上这些措施都是用于防范激进暴力发生的硬措施，不少参考美国权威机构提出（参考本系列第二篇文章）。即便在美国，也还有一个提高意识、落地普及的过程，何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中但凡涉及硬件及增量人员投入的，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因此有难度落地。但软件方面，即提高意识，潜移默化改变微观行为，建立程序、机制与制度，是可以慢慢做起来的。这些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人类社会是，只有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后，才有可能引起舆论关注，改变人的意识，并改变未来的制度、模式及行为。但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忘性又非常大，譬如一个杀医事件，社会舆论关注度不会超过几天。我们希望杨大夫遇害事件是某种推动意识与行为变化的契机。但也有可能事件仍然不够突出，被暂时淡忘，社会在倒数等待下一个悲剧的到来。

（全文结束）

文章原题为“应对对医暴力：（六）对高风险部门主要是防范风险”

文章原载于“tuzhuxi”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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